梁嘉琳/文 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文件，文件明确要求各地互认核酸检测结果，只要是当地防控政策有效时间内的，都具有同等效力。上述文件严禁以本地健康码未能查询、未在本地开展核酸检测等为由拒绝通行，拒绝群众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然而，在通知发布近一周之后，笔者作为外地人员，在广东某地火车站出口依然被强行要求完成核酸采样方能离站。据其他网友反映，国内部分飞机场、高铁站的出口，也仍然要求所有外地人员再接受1次核酸检测，有的地方还要求多接受1次抗原检测。这显示，部分地方对其他地区核酸检测结果不认可、要求重复检测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

即便国务院围绕过度防疫开展全国大督查，但部分地区依然“顶风作案”。笔者了解到，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许多地方对外地的核酸检测“含金量”不放心。坦白来讲，有的城市确实存在核酸检测采用动作不规范、样本运输被污染、检测结果易被个人篡改等问题，这些问题容易造成阳性漏诊、病毒扩散。

另一方面，许多地方还担心“针眼大的窟窿漏进斗大的风”，从而滥用健康码、核酸检测，试图以“巨大的不便利性”严控外地人口流入。在一些低线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当地的新冠病例救治能力、疫情监测预警能力都很薄弱，再加上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带来高比例的无症状感染者，一旦有1例阳性病例漫入当地，就给当地经济社会带来不可承受之重。

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建议，要以核酸检测结果全国互认、未来的健康码全国互认为契机，倒逼欠发达地区全面提升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比如：可以参照前几年深度扶贫的经验，将部分市县列为“疫情治理重点提升区”，让发达地区与其形成“结对子”帮扶关系。在没发生疫情的时候，可以派出临床专家、公共卫生专家、卫生管理专家，支持当地的区县级医院担负起疫情的防控和救治责任，而不是等到疫情暴发再求助于外地的医疗救援队、核酸采样专业队伍。同时，还可以派出社会治理专家，支持当地的镇街、村居担负起基层精细化管理的责任，而不是等到疫情暴发只会“一刀切”地封城、封社区。只有当欠发达地区可以从容地面对和处置局部疫情时，才能像发达地区一样“楼照封，病照治，车照开，堂食照吃”。

更深层次地说，当前，地方大部分防疫措施的决策权被上收，却被要求肩负起“控疫情”“稳经济”“保民生”的属地责任——地方面临权力小、责任大的严峻挑战。权责不对等很可能导致两种后果：一种是地方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要求，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包括累坏累死各级防疫人员（从省委秘书长到“大白”志愿者）；另一种是地方不想自己吃亏，作为一地之主，坐享主场优势，得以钻各种制度空子，和上级玩起了“猫鼠游戏”。无论是重复核酸检测，还是健康码不互认，所有过度防疫行为的制度性根源，都是“权责不对等”。

为了化解各地过度防疫的内生动力，笔者强烈建议，各级政府都要贯彻落实科学、精准的中央防疫方针，上级政府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决不能一边整治下级政府的过度防疫行为，一边又大搞“逢疫必封城”“逢疫必撤官”的过度调控。我国是中央集权制国家，重磅政策具有很强的传导效应，决不能让下级政府有样学样，产生“宁紧勿松”“格杀勿论”的防疫策略。

（作者为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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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嘉琳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价值医疗、健康治理研究者，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健康国策2050”学术平台总编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客座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