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据外媒报道，有机化学界领军人物、纽约大学化学系教授小梅特兰·琼斯，因遭到80多名学生投诉，抗议“课程太难”、令他们“期末分数难堪”，被该校以“未达到学校对教职工要求”的理由，宣布不再续签聘用合同。此事引发舆论哗然，该校化学系多名教授写信抗议校方的决定，社交媒体评论也对大学过于“偏袒”学生而多有指摘。 本文作者艾伦·德肖维茨，曾是哈佛大学最年轻的法学教授，其律师生涯期间，曾代理过辛普森杀妻案、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克林顿弹劾案等著名案件。

【文/艾伦·德肖维茨，译/观察者网 郭涵】

纽约大学近日宣布，不再与一位有机化学界最知名的教授续聘合同，这恰恰是反映我们所处时代的一记脉搏。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大学里的学术考核门槛，总体来说是一降再降。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大学与文理学院的录取标准同样放宽了。过去是基于择优录取，现在被身份政治等其它因素取代。按照这个趋势，未来学术考核的门槛会被进一步拉低。

如果大学下调了录取分数线，那么顺理成章的，对在校生课业考核的标准，也不得不放松。要是基于更低的门槛招进来一部分学生，再以过去一贯的严格标准考核，那才是强人所难——他们将很难与高分招进来的学生竞争。这种现象在某些学科中可能并不明显，比如政治科学专业里，所有观点都被认为能自圆其说。对学生的考核，除了看表现以外，也得照顾他们的族裔身份。

但在有机化学这类课程中，打分本不应该涉及身份政治，此种矛盾就凸显出来了。正因为如此，小梅特兰·琼斯教授的部分学生——当然不是绝大部分人——联名投诉他的课程打分太严，于是学校决定不再续签聘用合同。

84岁的小梅特兰·琼斯教授，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与纽约大学任教，是《有机化学》教材的编写人之一 图自：社交媒体

顺着这些学生的意思，那些诺贝尔奖科学奖的得主们，如果在课堂上要求稍微严格一点点，恐怕都没有大学敢请他们来教书了。

一位在某学术领域享誉盛名的教师，如果学生跟不上他的课程要求，该怎么办？只是因为在某门较难的课程中得了B-或者C+，难道这些申请读医学院的学生就该被拒之门外吗？也许校方应该为有机化学课开设两类班：一类是高标准、严要求的“快班”，另一类则更照顾落后学生。这样“学霸”们便不会因课程难度降低而吃亏，而相对“学渣”的学生至少能拿到B+或者A-。但对于申请读医学院的学生，院方有必要知晓他们选的是哪类班，而且应明确要求得是“快班”。这是理所当然的。社会肯定希望我们的执业医生们都已出色通过最严格的考核。

对于凭体育成绩而非学术考取的学生，美国大学向来会为他们降低文化课要求。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学校专门安排了轻松课程，比如地理学101，被打趣称作“体育生找石子”。医学预科生们通常不会选这种“水课”。他们选的是有机化学，而且为了拿高分而绞尽脑汁。有人拿到了，有人没拿到。但那时没人抱怨要给医学预科生们降低课程难度。

当今这种“所有人都值得认可”的教育心态下，最大的输家恰恰是那些最努力的尖子生。包括出身平凡的学生，他们的竞争对手，是真正的特权阶级小孩——在家庭背景和课外补习上都有优势的精英。今天，让学生从起跑线上领先的最重要因素并非肤色，而是出身阶级。

基于族裔而非阶级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政策，只会让富裕和准备充分的黑人学生平步青云，而让工人阶级出身的白人普通学生一再碰壁。严选、择优的打分机制，可以平衡这种双倍不公平。比如有机化学之类的难课，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高分。

有美国大学基于“平权法案”政策，在招生时按种族分配名额，引发美国亚裔群体抗议

小梅特兰·琼斯教授的遭遇，只不过是一种现象，背后反映了当今美国大学的择优选拔体制正面临着更大威胁——打分制与考试录取制的终结。各界正对美国大学施压，要求取消绩点与考试打分——如果大学让步了，那我们在选拔外科医生、飞行员、工程师与律师时，要基于什么标准？身份政治？性格？找教授“套瓷”？还是含着金汤勺的出身背景？相比严选且中立的打分制，这些主观选拔标准无疑更加伤害底层出身的学生。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遭遇特权压倒分数的情况。1962年，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在暑假找工作的过程中，我一再碰壁。可相同的offer，却给了班里成绩中等，但有精英家庭背景的学生们。部分是因为有些雇主陈芝麻烂谷子的反犹主义思想，但也侧面反映了美国社会特权人士间相互照应的“偏好”。

最后，因为在校成绩优异，我从一些犹太人开办，或者是“混搭式”的律所收到了部分offer。如果不是因为成绩好，我可能会像班里那些犹太中等生一样，完全找不到工作。是学术成绩让我有能力与特权同学们竞争——虽然没能完全竞争得过他们。面对最难的课程、最挑剔的老师，我尽了百分之两百的努力去发言、展示自己的求学态度。如果生在一个所有学生都能拿高分的世界，我不可能脱颖而出。

关于学术考核标准这个话题，并没有免费的午餐一说。放松要求可能会暂时帮到一些美国学生，但其他美国学生在面对高标准、择优选拔机制下产出的人才时，都会失去竞争力。这些美国学生将走上各个工作岗位，从事保护我们免受伤害的工作——比如医生、工程师、飞行员、律师、警察、消防员等等。到那时，将是全体美国人付出代价，因为我们社会的这些工作岗位上，都是次等标准下培养出来的人才。

相比给每个人平均分橘子、所有人都能拥抱奖杯，保持学术考核的高标准，并采取措施帮助学生与大学申请者达到这些标准，会让我们所有人受益更多——甚至能拯救生命。

【本文原刊于10月17日美国“新闻周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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