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闲来无事，在工作日的早上搭乘地铁、走进一家咖啡厅或是图书馆，你总能在人群中发现那么几个对着电脑狂按鼠标，神情却悠然自得的人。瞟到屏幕，却发现他们所进行的工作其实是炒股、追剧、打LOL。

一切有座椅的公共场所都会长出几个假装上班的年轻人，星巴克，麦当劳，奈雪的茶……有时他们甚至在法院里旁听某场仲裁官司，或是去医院的冷门诊室里坐一会儿，以此消磨时间，捱到“下班回家”的那一刻。

这或许只是一段短暂的待业期。无论是主动离职还是被辞退，许多人都独自吞下了失业的苦水，迫于家庭压力或是出于关心，大家心照不宣地向家人隐瞒这段经历。

长此以往之后，有人发现上班与假装上班其实同样消磨人的体力与意志。更重要的是，他们再难找到工作了——就像高速公路上一辆燃油即将耗尽的汽车，等车加满油再次重启之时，连高速公路也堵了车。他们再也回不到原本的轨道。

文 | 祁佳妮

编辑 | 赵磊

运营 | 绘萤

我是自由的

一份热气腾腾的炒猪肚盛在饭盒里，陪着钟莹从东莞老家踏上回广州的早班高铁。

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妈妈早上六点起床为钟莹做好工作便当，让她在公司也能吃上家里的饭菜。爸爸则负责开车送女儿去高铁站。11点到广州后，女儿直接去公司上班。

但只有钟莹知道的秘密是，在这个家人围着自己团团转的周一早晨，她才是家里最悠闲的人。惬意地吃完早茶，她让爸爸坐到副驾驶，自己慢悠悠地开车，爸爸问今天怎么这么磨叽，她打哈哈搪塞过去，事实却是“全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陪我演了一出戏”。

那天钟莹下了高铁回到出租屋，热了那份炒猪肚当午饭。吃的时候心里忽然沉重起来，“我觉得我很坏，我欺骗了我妈”。

钟莹在广州一家影视公司待了六年，由她做编剧、改了无数版方案的甜宠剧今年夏天刚在优酷上线，妈妈每天守着更新。八月，她就主动提了离职。理由很简单，脑力活干太多了，干不动了。

辞职第二天她回老家，只说自己放了年假。之后便和同样失业的朋友去浙江、福建、东北各地旅行。姐姐和弟弟都知道钟莹没了工作，一直帮她瞒着爸妈，否则逼婚就来了——“他们会趁着这个机会让我赶紧回家嫁人，但我没有任何结婚的想法。”她打算等到过年再和家人说实话，在此之前先好好休息充电。

像钟莹这样不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假装上班”是种相对轻松的伪装，她们可以四处旅行，“睁眼说瞎话”只发生在微信聊天里。

妈妈常问，“解封了没，能去上班吗？”她回答，“没有啊，我还在居家办公。”

▲ 钟莹带上便当假装上班。图 / 受访者提供

去年七月被教培公司裁员的小彭也是如此。她在外旅行了半年，在新疆爬山时接到父母的电话，都说忙着呢，在加班。只有一次差点在父母面前露馅：去年冬天，爸妈以为她在广州上班，但她人在重庆，在电话里抱怨了一句天气真冷后，立刻意识到广州这时温暖如春，又赶紧找补几句岔开话题，才让“欺骗”得以延续。

但更多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不得不将“假装上班”作为每日例行的表演。令人头疼的是，背着包一大早离开家之后能去哪儿？以此为问题在社交平台上进行搜索，偶尔能获得一些意料之外的答案。

“图书馆开了就去图书馆，没开就轮换着去不同的肯德基、麦当劳、汉堡王、星巴克，脸皮厚一点，不点东西也能坐一天。”但也有人曾被星巴克温度过低的空调吹发烧了，最后只能开了间几十块的钟点房睡觉。听说一些大型政府办事机构不会赶人，一位网友因此溜进了劳动仲裁法庭旁听。若是无所事事，也能跳上一辆路程很长的公交车，从起点坐到终点，沿途看看人和风景。再不济就去医院吧，“至少冷门诊室里有很多空座位”。

被裁员或是主动离职，假装上班的第一周通常充满了新奇与放松，从一份疲惫工作中解脱终究是令人快乐的。不少人利用这段时间尝试各种新鲜事。

来自上海的许念每天八点出门，将车停到公司楼下停车场后开始四处游荡，反正停车费已经缴满一年。离职后的第一周，许念设定了不同的主题日：今天去咖啡厅探店，明天就买几款好利来联名蛋糕做测评。下午，她会躲进朋友的出租屋里投简历找工作，捱到晚上八点“下班”回家，和父母一起吃晚饭。

一个工作日，她停完车直接坐地铁去了迪士尼，在长椅上吃冰淇淋，看迪士尼七宝们花车巡游，人一下就松弛了下来，“跟上班的情绪完全不一样，大家都在上班，而我是自由的”。

在江西南昌，大学毕业三年的艳芬三度考研，均以失败告终，又在今年的六个月内换了三份工作。她跟妈妈抱怨起老是骂她的领导，在体制内待了一辈子的妈妈不理解，反问她，哪有领导不骂人的呀？

学业与职场的频频受挫让艳芬难以向父母说清自己坎坷的心路历程，而她又不想与赋闲在家的爸爸整日待在一起，索性出门假装上班，毕竟“一个家的沙发上不能躺两个人”。

艳芬每天早上九点出门，去麦当劳吃早餐，坐地铁半小时到图书馆。十点开始，看书、学习、刷手机。中午点份外卖，吃完趴在桌上睡一会儿。下午两点，重复上午的动作。五点半，准时收拾东西走人。六点到家吃饭。

如此规律的、与上班没什么差别的生活，她持续了100天。唯一的变化是，“反而心情变好了”。偶尔回去稍晚点，妈妈发微信问她，“加班？”她说，“对。”

遇上图书馆闭馆的日子，艳芬就一个人去滨江公园，躺在草坪上晒太阳。冬至那天南昌30度，太阳明亮温暖，她眯起眼，看波光粼粼的赣江水随风流动。

“可能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浪费时间。”她说，“如果工作的目的是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我现在已经做到了。”

▲ 艳芬假装上班已经100天。图 / 受访者提供

闲散人士聚集地

等到假装上班的第二周，问题就出现了。

大多数人觉得“假装上班”是短暂的，隐瞒家人还算容易。不少人将“假装上班”作为待业期的过渡，每天维持着一种规律作息，期间找到了新工作，就无缝衔接去上班——至少在父母眼中是如此。这样，还能巧妙遮掩掉那段假装上班的日子。

但这个时代的严峻事实是，从围城一般的职场跳出来后，就再难重返回去了。上一周逃脱糟糕工作的轻松感荡然无存，整日在外闲逛的人们这时意识到：工作并没有那么好找。这样假装上班的无业生活，可能还要延续几个月，甚至持续到来年。

随着假装上班的时间延长，焦虑感也开始蔓延。许念再没心思打卡甜品店，整日窝在朋友家里投简历。投100多份简历，只有4次面试，最后要么是公司不满意她，要么是她不满意那个岗位的要求和待遇。

实在静不下心的时候，许念会去咖啡厅刷一下午小红书和抖音，时不时回复三位相亲对象发来的微信。理性告诉她，“吃喝玩乐不是长久之计，人还是要打工赚钱的”，但“刷的时间越长越不想放下来，也不知道目的是什么，都是手指自己划划划”。她感觉自己在叠buff，除了大龄未婚之外又多了个大龄失业女青年的标签，根本无法开口向父母吐露这种颓废又虚无的生活状态。

2021年8月，被裁员后，小彭很快收到2份offer，当时她对此没太上心，还是拖着行李箱旅行去了。玩了一圈回来再找工作时，已经到了2022年上半年，此时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到5.7%，超过人社部十四五期间把失业率控制在5.5%的要求，“世界变了”。

她如浪花一样随时代浪潮沉浮，好不容易在今年2月入职一家房地产公司，十天后又被裁员。半年时间，见证了教培与地产两个行业的倾塌。小彭放弃了求职，决定在三十岁这年钻回书堆里考研。

应届毕业生同样在感受寒气。今年以来，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6月份达到19.3%创下新高，意味着每5个年轻人里就有1人失业。

莞君就是这五分之一。她今年从二本院校编导专业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听在广州打工的爸妈说这边机会多，便从湖南老家过来了。可机会来得快去得也快，莞君在一个半月时间里两度失业，一点微薄的薪水不足以支撑她进行吃饭以外的额外消费，便将假装上班的据点定在了社会闲散人士的终极目的地，图书馆。

广州图书馆，2018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是广州的文化窗口，南北两楼各九层的超大空间让它敞开怀抱，包容收留了许多“没法跟家人坦白的辞职人”。广图每天的人流量与节假日的大型商场不相上下，这里的闲人之多也远超莞君想象。

来到每层楼的自习桌前，一眼望过去几乎没几个空位，许多人早早来此占位置睡觉，或是带电脑打LOL、炒股、追剧。当然也有专心学习的人，他们桌上堆的书是不一样的。莞君以此分辨哪些人是她的同类——桌上空荡荡，往往只放一部手机和一两本借来后翻了几页的书，就都是“这个社会上的闲人”。

▲ 广州图书馆。图 / 受访者提供

投简历，是莞君熬过一整天假装上班的方式。她在BOSS直聘与前程无忧中来回切换，变换着关键词搜索后期剪辑、运营、文案的职位，偶尔刷新了几家新公司，招的却是“企业成本管理员”。刷来刷去，就业市场都没有她的位置。

失业第一周，莞君安慰自己“没关系，我还年轻，还可以再来”。第二周，她开始问自己，为什么我找工作这么难？世界为什么这么糟糕？为什么一切都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好？

晚上八点，莞君背着书包挤进晚间地铁，又是没有offer的一天。急着下班回家的人都步履匆匆，她在人群中慢得很突兀。虽说没有上班，莞君依然觉得疲惫，一天下来，她在图书馆坐得腰酸背疼，“每天这么转悠，十几个小时也累呀”。

800公里外，在江西省图书馆准备留学的艳芬也陷入了焦灼。留在南昌老家，遍地是月薪三千的单休工作，能交五险就已经很不错。而她多段短期的、横跨不同行业的工作经历又不具备太多说服力。

“简历脏了”，这是她从微博上看到的一种说法——“好悲哀呀，你有多段工作经历去了解不同的行业，对你来说是在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向，但对招聘者来说，这份简历是很脏的，你是不稳定的。”

无法卷去更好的公司，干脆换一条赛道。艳芬同时申了六所英国学校，整日来图书馆学英语，父母都以为她还在上上家公司上班，但也从不过问女儿怎么工作了还在刷妈妈副卡里的钱。

假装上班在此时成为一种惯性，她唯一在意的是被父母发现后还要解释的沟通成本。不过，即便被爸妈发现了似乎也没太严重的后果，如今艳芬在工作日也能安心在家附近的商场里休息，“可能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爸妈发现就发现了吧”。

▲ 在图书馆假装上班的一天。图 / 受访者提供

暮气沉沉的年轻人

从假装上班的第一天起，这些年轻人们就对自己的家人撒了谎，还需要日复一日地表演去圆谎，时间越长，坦白的压力越大，圆谎的难度和成本也越高。毕竟不是每个家庭都会如艳芬父母一样宽容。

“父母的爱是有前提的，没有父母能够容忍一个大学毕业但成天不上班，好吃懒做的孩子吧。”这层道理是莞君从过往经验中悟出来的。

莞君来广州找了第一份工作，没过一周便被辞退了。那是一家广告公司，莞君一进去就被要求写出完整的广告方案，没有任何培训与指导。两天内，她目睹三个员工先后离职。再过几天，她也被辞了。

她当晚回家向父母抱怨了这家离谱公司，但没提辞退的事，只说通勤时间太久了，还经常加班，得再找一份更适合自己的工作。爸妈当时没说什么，有次吵架却又把这件事拎出来，骂她不能坚持，不能吃苦，眼高手低。

莞君初次离职时在家待了一段时间，跑了几天面试后，妈妈以为她已经找好新工作上班了，一听只是面试，脸又垮下来，“天天面，什么时候去上班呢？”

找到第二份互联网公司的工作后，莞君试了半个月，某天发现老板又在App上招人，可她所在的岗位明明只需要她一个人。“我还在努力达到要求，但老板已经在未雨绸缪了。”自尊心有些受挫，莞君这次主动提了离职。辞职信打了一大段话，最后她又删掉了离职的真正原因，“还是体面一点走吧”。

她再不敢向爸妈说实话。“我妈爱我吗？是爱的，但她的爱是有前提的。如果我不工作，她对我只有嫌弃。”

家人没有给莞君停下来喘息的机会。她经常带还在读小学的弟弟出去玩，吃喝都买双份，而之前短短两份工作的工资加起来只有三千块，要供她用到找了新工作为止。莞君有次和妈妈开玩笑说，妈妈你得还我钱，我花了这么多钱给弟弟买吃的。

妈妈反问她，我还你钱？你吃我的，住我的，我还没找你要房租呢，以后每个月给我交500块钱。莞君有些分不清这句话背后究竟是真心还是玩笑，但还是有被刺痛的感觉。

钱，成了她几个月以来经常发愁的东西，每天出门得精打细算地花钱。咖啡厅需要消费，她从不去。付费自习室可以薅羊毛，买12元待一天的新人体验券。用完了自己账号的新人优惠，莞君继续找周围朋友帮她买券。后来自习室涨价了，她再没去过，还是图书馆实惠。这样日常开销只剩吃饭了，早餐买五六块的包子豆浆，午餐点份二十多元的外卖，晚餐回家吃，偶尔喝杯奶茶，一天封顶只花五十元。

她极少去店里堂食，总怕遇见家里人。之前也确实遇到过一次——她早上八点半去肯德基买早餐时碰见了爸爸。爸爸坐在座位上吃东西，惊讶地看着她。她隔着远远的距离挥了挥手，取完餐立马逃走了。莞君和爸爸很少讲话，回了家没人提起偶遇的事，她才舒了口气。

泡在图书馆打发时间的日子里，莞君总会胡思乱想很多事情。作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她寄托了父母的全部期望，“我是大学生，找工作不难，找不到就是我没本事，也确实是我没本事”。可在这样的信息时代，她又得以窥见大洋彼岸的年轻人们的生活，原来毕业除了工作也可以有gap year，去读书去旅行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两股思想在莞君脑内冲撞互搏，最后指向一句丧气的总结：“每天没啥事就瞎想这些，想了也没什么意义。我是没有资本闲下来的。”

两个多月时间里，莞君投了300多份简历，打招呼1000次，参加了29场面试，颗粒无收。刚拿毕业证四个月，她就觉得自己已经是暮气沉沉的年轻人，“眼里没有光了”。

莞君羡慕自己的一个好朋友，遇事永远朝前看，永远精力旺盛。在实习工资只有三千块的情况下也敢只身北漂，从湖南坐了一夜火车去北京，第二天早上就开始上班写文案。如今她找到工作留在了北京。

而莞君开始怀疑自己，都说现在大环境不好找工作难，但如果大环境好起来，就能找到工作吗？

▲ 莞君读过的鸡汤文学。图 / 受访者提供

假装上班的尽头

一个令人很不愿承认的事实是，即便是份糟糕的工作，也总有些瞬间能带来成就感。

尽管在上一份工作中常被领导打压，莞君依旧记得写完文案被读者看见的喜悦感。读者在公众号评论区留言“内容很治愈”，一向自我怀疑的她也会喜欢上自己写的文章。

只是这瞬间来得过于短暂，莞君还没来得及在更长的时间里积攒信心，形成稳定的自我价值感，她就离开了工作环境，又被抛向社会，无所事事，失去了自我的坐标，习惯把“没用”“没本事”挂在嘴边。

在高速前进的社会，中断一份工作无异于列车忽然脱轨，招来的都是惊诧眼光。听说几个月前有位苏州女孩假装上班三年的新闻，许念迟疑了一会问道，“整个社会还是不太提倡这样的生活方式吧？”

躺平了半个月后，许念转去自习室准备二级建造师和二级造价师的考试。她无法想象永远躲在朋友屋子里靠吃外卖刷手机度日的生活，“人就废掉了”。看到不少人辞职后开咖啡店，做自媒体博主，许念也有些心动，她关注了一些接收投稿的公众号，本想通过写作谋生，后来因为太懒又搁置了这些计划，继续投简历去了，“我的人生还要继续下去，不可能二十几岁的年纪就荒废在这里”。

▲ 自习室外的天空。图 / 受访者提供

相比起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倾尽全力寻求一份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找个班上，或许是实现自我价值最庸俗也最简单的方式。因此，假装上班的尽头，仍然是上班。

十一月底，钟莹在广州解封的第二天就去了大理。她躺在苍山脚下的民宿里，收到妈妈发来的微信视频，“广州解封，市民欢呼雀跃比过年还开心”，紧接着是一连串语音，问她是不是终于能正常上班了。钟莹回完一句“是的”，就去农贸市场赶集了。这是一段开启倒计时的自由时光，等旅行结束过年回家时她就要向爸妈坦白离职的事情，经历一场可预见的“腥风血雨”后，重新开始找工作。

在经历了几次不被尊重的“招聘暴力”、钱也快花光的时候，莞君接到了一份文化策划公司的offer。她每天都在期待着从家里搬出去住，如今离她的目标——成为一个完全人格独立的人，总算近了一步。这其中也多少有些向父母证明自己的骄傲——“你看，我也是能找到一份工作的。”

只剩下艳芬，还离自己上岸登陆的那天有些遥远，在此之前仍得继续假装上班。她选择留学，也是希望日后求职时简历能够好看那么一点点，覆盖掉民办二本的本科学历与几段短暂的工作经历。

写留学文书写到崩溃的时候，她就去商场的按摩椅上躺着玩手机。在工作日，许多不为按摩椅付费的年轻人也躺在上面，每闲坐10分钟，椅子里就会响起一个大声播报的稚嫩童声：“主人，我马上要自动翻转，请你立即离开，请你立即离开。”

所有人面无表情地站起身，继续坐到隔壁空着的按摩椅上。如此重复，又一个下午过去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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