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代，农业文明有较大的发展。《论语·泰伯》载禹“尽力乎沟洫”，变水灾为水利，服务农耕。其实水利技术的应用是黄河流域人民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慢慢积累开发出来的，并非大禹一人所为。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酿造酒，夏后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新石器时代后期中原文化中的龙山文化就有了酿酒的习惯，到了生产力更强的夏代，酿好酒、饮好酒变成了一种权力和财力的象征。

古文献中记载到的“杜康造酒”、“仪狄作酒”、“太康造秫酒”、“少康作秫酒“等传说都可以佐证酒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性。夏商西周时期的酒均为度数不高的粮食酒，并不浓烈。《礼记·玉藻》中记载古人饮酒饮三爵后依然肃静脑明。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探索出农事季节的规律，现代仍旧流行的有时称为夏历的农历可能是在夏代编成的。　　

　　夏代的农业生产比过去有了大的发展，《史记。夏本纪》说禹在治水的同时“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氵一丝土）。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这说明禹在治水的过程之中推广了水稻等农作物的种植。夏代农业生产已能提供余粮造酒，《世本》载夏代“杜康造酒”，“少康作林酒”。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酒器有陶制的觚、爵、罂（lei）和青铜爵等酒器，说明夏代确已有酒。

　　夏代已有农田的排灌沟渠，《论语。泰伯》载孔子的话说禹“尽力乎沟洫”。《史记。夏本纪》则说禹“浚吠（quan）浍（kuai）致之川”，《集解》注引郑玄说“吠浍，田间沟也”。这就是说禹疏浚田间吠浍使之达于河流。这里就有排与灌两方面的问题。

　　夏代人们在农业活动中对物候（生物、非生物对节气、气候变化的反应）的应用，比以往也有较大的进步。我国对物候的观察、应用是很早的，《左传》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载稍后于黄帝的少（白皋）（少昊）以鸟名官让玄鸟（家燕）氏司（掌管）春分、秋分等时节的变化，这与玄鸟春来秋去习性正相吻合。

少看白皋以鸟名官的传说反映出我国原始社会已用物候来区分节气了。原始社会中以物候指时的经验留传于后世，并有所发展，西周至春秋时杞国使用的《夏小正》，讲到物候的有60条，其中属动物物候的37条、植物物候的18条、非生物物候的15条，不但每个月都有物候指时，而且一个月中有几个物候来指时。这说明那时积累的物候知识已相当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