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马嘉理案发生后，英国人以此为借口，迫使软弱无能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并且要求中国派使赴英赔礼道歉。在侵略者的武力威胁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同时被迫答应了这一要求。这件倒霉差事最后落到了以通晓洋务著称的郭嵩焘头上。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喧嚣。郭嵩焘一下子被人们视为卖国的大汉奸，从他的好友挚交到学生门徒，无一不为他前往担任这样一个名声糟糕的公使而惋惜。

有人甚至还编了一副不无恶意的对联对他进行讽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整个京城为此闹得沸沸扬扬。有一位老前辈给他算了一卦，看看他出洋到底是吉还是凶。结果竟然是大凶，“主同室操戈，日在昏晦中，势且不能成行，即行也徒受蒙蔽欺凌。”

消息传到郭嵩焘的老家，湖南省本来封建传统极严，听说郭嵩焘要出使国外，群情激奋，对此横加指责。1876年10月4日，参加乡试的考生在对郭嵩焘的出使大加非议后，有人恶意造谣说，上林寺内住有洋人，是由郭嵩焘勾引到湖南来传教的。这一来，更加激怒众人，失去理智的文人学士一把火烧了上林寺。于是，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郭嵩焘成为舆论攻击的目标，根本原因并不在他参弹岑毓英。当时任云贵总督，据称马嘉理遇阻被击毙是得到他的默许，而郭嵩焘认为岑毓英在这件事情上处置失当，所以参弹他。当时，朝廷内外都竭力在保岑毓英，郭嵩焘此时逆众人之意见而出，当然会遭到“依附洋人”的非议。

可是，在《烟台条约》上签字画押的李鸿章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指责，相反，官僚士大夫仿显得非常善于理解人，说是：“值此中外多敌，不得不委屈维持。”妥协投降古已有之，官场自有天衣无缝的辩解，所谓舆论也不去求全责备。郭嵩焘大遭嫉恨的根源，在于他常常宣讲西方比东方强，忘记了“夷夏之防”的祖训。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天朝臣服中外，外国人只能对中国俯首称臣，怎么可以说臣属之国竟比天朝还强大呢？郭嵩焘看到，中国当时一些大臣虽然回回战争失败而归，次次交涉含羞忍辱而还，但依然不肯放下天朝独尊的意识，勇敢地认识西方，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用以强大自我，反而继续沉醉在天朝狂妄自大的迷梦中，他对此非常反感。

他自己对西方的认识，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了解，远远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他的思想突破了咸丰、同治时期大多数谈洋务、办洋务人的水平，和那些只知道夸夸其谈的洋务大臣们相比，他显然就像鹤立鸡群。他的思想没有停止在坚船利炮之类东西上，而能由表及里进一步接触到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问题。他看到闭关自守的危机，承认有向西方学习的必要。在西方新鲜空气吹来时，头脑比较清醒。于是，在国家急需对西方进行考察了解的情况下，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接受使命，担起这副费力不讨好的担子，以59岁的老病之躯，于1876年12月2日晚率夫人、翻译、随员与仆役30余人踏上出使英伦之路，成为我国第一位驻外公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