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般人理解的不同，二战时裕仁天皇是个强有力的天皇，也是二战日本发动战争的真正元凶。然而，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他是和平主义者，原因有：一是他晚年对生物学的研究和给人造成的亲民形象，二是战争中他巧妙的实施了责任转移。他又是如何掌控战时的日本军队而又进行责任的转移的呢？主要是两个机构——御前会议和大本营。

御前会议是将“天皇意志”合法地转换为“国家意志”的工具。因为每个参与审议的人都可以声称他们是顺应、根据和在天皇独一无二的权威之下行动的，而天皇则可以声称他是依照国务大臣的建议行事的，所以，御前会议分散了承担责任的主体。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日本的无责任习惯的最高体现，因为它支撑了4个不同的假象：(1)内阁拥有真正的权力；(2)内阁是天皇最重要的顾问机构；(3)内阁与军统帅部之间对需要商议的事务经过妥协达成合意；(4)天皇是一个被动的君主，仅仅是批准那些提交上来的各项政策决议。但事实正好相反：一个无力的内阁，一部被阉割的宪法和一个强有力的天皇。他通过各种不同的干涉方式，间接地、但每一次都是决定性地，积极地参与了侵略的策划并引导了实施的全过程。

　　大本营的主要成员都向裕仁提出建议，但是能将天皇的命令传达给陆海军战地指挥官的只有统帅部长。通过大本营，裕仁对陆海军行使了最终指挥权，其中包括直接听从天皇指令的战地部队：关东军和在中国的方面军。通过联络会议，天皇和统帅部试图与文职政府在政策上协调一致。但是事实证明裕仁不可能实现战争领导上的协调和统一，因为大本营再次促发了陆海军之间的对立，而联络会议是建立在——各国务大臣分别并且是独立辅弼天皇的原则基础上的——最终这一原则并没有得到遵守。

　　此外，内阁无法控制它的军事成员，因为它的统合能力很弱，另外陆军和海军大臣在内阁的地位独特——享有单独辅弼天皇的独立权限。海军既担心陆军会控制大本营，又害怕削弱自己独立的“统帅权”，在它的竭力主张下，首相和文职官员被排除在大本营之外。裕仁批准了这种设置，但是这种设置降低了效率，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妨碍了与文职机构的情报交换和协调。

大本营的设置，也使裕仁体会到作为一个积极能动的大元帅在行使权力时变得容易了，而这是他的祖父明治天皇也未做到的事情。天皇的最高命令，被称为大本营陆军令(大陆命)和大本营海军令(大海令)，在直接传达给各方面军司令官、军司令官、经常还有师团长和舰队司令官的过程中，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起的是“传声筒”的作用。

实际上，天皇不可能对大本营的所有命令都进行详细检查，但是对于这些命令的最高类型——天皇的最高统帅命令，在统帅部准备传达之前，都要受到裕仁的仔细检查。

　　统帅部长根据大陆命和大海令发布的较为重要的命令和指示亦是如此。首先是陆军和海军的作战课起草命令，部课长进行修改，然后沿着指挥系统传到次长和总长处，最后，在命令发布之前提交给天皇取得他的许可。就这样，裕仁不但作为一种力量推动了日本整个战争体制，而且作为可以自由行动的个人，仔细地审查和批准了实行侵略战争的政策、战略和命令，因此，天皇的责任是巨大的。

裕仁与大本营之间通过调查问题、告诫以及向统帅部和陆海军大臣认真重复他的指示和质询的方式相互作用。此外，他还学会了如何利用他的地位不断地向他们施加心理压力。平时，他行事温和，可以说更像乔治·C·马歇尔的礼貌仪态，而不像乔治·S·巴顿的风格。然而，他的“质询”相当于命令不能无视。

天皇希望变更现行军事行动时，有时也会遇到反对意见，但是只要他坚持就会如愿——即便那意味着统帅部长不得不否定那些与天皇的政策相左的作战部长以及重要部局长们的主张。简言之，统帅部要对一个精力充沛、行动主义的天皇负责，他们永远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对中国的战争。陆海军大臣也是如此，他们也受到裕仁质询的管制，有时候要做他的出气筒。

此外，随着裕仁死后，文献档案的解密，我们现在知道在各种关键时刻，裕仁不但参与制定战略、决定战役计划、选定时间等，而且还对进行中的现地军事行动进行干涉，以至于如果没有他的干涉某些变化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而且这样的行为不在少数，有时甚至每天如此。他还监管、甚至偶尔评论方面军司令向下属部队发布的命令，尽管不能确定他做到了什么程度。战后东京审判过程中，东条英机的一句“没有人能违背天皇陛下的意志”也泄露了天机，由于裕仁在战时对日本的紧密控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裕仁才是二战元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