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下半叶，人们不仅对知识和政治产生怀疑，对旧有的经济理念也一样。于是，新的经济理念取代了旧有的经济理念，更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几年前，尽管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杜尔哥并不成功，但他还是重新诠释了“经济自由”的定义。他生活的国家有太多的规矩，太多官员想颁布对自身有利的法律。“取消官方监管，”他写道，“让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经营，这样所有事情都能顺利进行。”很快，他的“自由经济”理论便流传开来，受到当时经济学家们的推崇。

与此同时，在英格兰，亚当·斯密正忙于《国富论》的创作，他再一次发出维护“自由”和“自然贸易权利”的呼吁。30年后，拿破仑战败，欧洲反动势力在维也纳齐聚一堂，那个曾经在政治上遭百姓否定的自由，如今却出现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

一开始我就说道，机器的广泛应用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好处，财富会迅速增长。机器能让某一国家——例如英格兰，承担起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全部开销。资本家们（那些用现金购买机器的人）则真正获取了巨额的财富。他们变得野心勃勃，想要在政治上也插上一脚。他们试着要和王公贵族们较量一番，但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管理权还是掌握在后者手里。

在英国，国会议员的选举仍然按照1265年颁布的皇家法令进行，很多新兴工业中心都没有代表。1832年，他们通过了一套修正法案，改变了选举制度，让工厂主们在立法机构中的影响力逐步增强。但是工厂主的行为也引起数以百万计工人的不满，他们在国家治理中根本没有任何话语权。他们也发动了一场争取选举权的运动。

他们把自身的需求写进一份文件里，即广为人知的“大宪章”。关于这份宪章的争议愈演愈烈。直到1848年欧洲大革命爆发，这场争论都没停止。英国政府害怕再爆发一场新的雅各宾党革命或其他暴力冲突事件，于是决定召回80高龄的惠灵顿公爵，让他担任军队的总指挥，并面向全国征集志愿者。伦敦全市处于封锁状态，做好一切准备迎接革命的到来。

但因为没有良好的领导，宪章运动自行取消了，英国并没有发生暴力事件。那些有钱的工厂主组成的新兴阶级（我不喜欢鼓吹新社会秩序的信徒们使用的“资产阶级”一词），逐步扩大了对政府的控制，大城市的工业进程也不断把大片农田和牧场变成阴暗的贫民窟，这成为每一座欧洲现代城市中独有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