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法国大革命向全世界的人民证明了自由、平等和博爱。在叙述一场革命前，我们最好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词的意义。在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看来（俄国人对于革命有着深刻的体会），革命就是“用短短几年的时间，以迅猛的速度将几个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旧制度推翻。这些旧制度看上去牢不可摧，即使是最激进的革命家也不敢轻易反抗它们。这些制度构成了一个国家社会、宗教、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本质，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土崩瓦解”。

18世纪，当古老的文明走向腐朽时，法国便爆发了这样一场革命。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国王一手遮天，甚至代表了国家本身。那些曾为国家效忠的贵族阶层发现自己失去了职责，沦为宫廷的装饰品。

18世纪的法国挥霍了不少钱财，这些钱主要来自税收。但不幸的是，法国国王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可以让贵族和神职人员也分担税收。因此，这些沉重的赋税完全来自于农民。但农民们住在稻草屋里，与之前的庄园主失去了密切的联系，成为残忍无能的土地代理人的牺牲品，生活条件不断恶化。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劳作呢？庄稼的收成越好，他们所要上交的赋税就越多。因此，他们鼓起勇气，不再去田里干活儿。

由此便产生了如下情景：国王在宽敞华丽的皇宫里四处闲逛，习惯了后面跟着一大堆想要谋得一官半职的人。他们全都靠农民的收入过活，而农民的日子连地里的牲畜都不如。这并不是一幅赏心悦目的图景，却毫不夸张。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所谓的“国家体制”还存在着另一面。

一个与王公贵族密切相关的富有的中产阶级（通常是某个富有的银行家女儿嫁给一个没落贵族的儿子），再加上一个汇集了全法兰西最有魅力的宫廷，使得法国的高雅艺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由于国内最聪明的智者被剥夺了政治经济领域的权力，他们便把空闲时间用来讨论抽象概念。

如同时尚潮流一样，人的思维方式和个人行为很容易走向极端，因此做作的法国人自然对他们想象出的“简单生活”充满了兴趣。于是，国王和王后——这个国家的绝对统治者和大臣们一起搬到乡村里的小房子居住，他们扮成挤奶女工和牧童，像古希腊人一样过着简单快乐的牧民生活。

在他们周围，侍臣们跳起舞蹈，宫廷乐师们则奏起了小步舞曲，宫廷理发师们还设计出新颖的发式。最后他们觉得实在很无聊，又没有真正的工作，便在这个凡尔赛宫（这是路易十四特别修建的、用来躲避城市喧嚣的宫殿）的小圈子里谈论和他们毫无关联的话题，就像一个饿了的人眼中只有面包一样。

当伏尔泰——一位勇敢的哲学家、剧作家、历史学家、小说家以及所有宗教和暴君的最大敌人，开始抨击现有秩序时，整个法国都为之鼓掌。他的戏剧作品也大受欢迎，最后人们只能买站票来观看。

当让·雅克·卢梭用充满感伤的色彩，为同时代的人们描绘出一幅原始居民在大自然中快乐生活的画面时（卢梭对于原始人的了解就像他对儿童的了解一样少，却被视为自然与儿童教育方面的专家），所有法国人都开始阅读他的《社会契约论》。在这个君权至高无上的国家，当人们听到卢梭发出让主权重新回到民众手中、让国王变成人民公仆的呼吁时，不禁泪流满面。

孟德斯鸠出版了他的著作《波斯人信札》。该书以两名了不起的波斯旅行者的故事为背景，揭露了法国社会黑白不分的本质，还讽刺了上至国王、下至600名糕点师傅的所有事情。这本书很快就加印了四次，也为他的另一本著作《论法的精神》赢来了成千上万名读者——该书中，一位男爵将英国先进的政体和法国落后的政体进行了比较，号召建立一个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国家来取代现行的中央集权政府。

后来当巴黎的出版商布雷东宣布，狄德罗、德·朗贝尔、杜尔哥等杰出作家将编写一部百科全书，涵盖“所有新思想、新科学和新知识”时，公众的反响异常热烈。经过22年的编纂，28卷百科全书终于完成了，警察根本无法压制公众对这套书的购买热情。法国社会收到了一份极为重要但又颇具风险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