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文明角度来看，宋朝的制度建设已经相当成熟，比起其他朝代，其政治运作更加文明化、理性化，更加重视以文治国。

每一个开国君主在夺取天下后，都要面临一个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人才来治理天下？先贤们总结了各种经验教训，提出了“唯才是举”、“唯贤是举”等种种用人策略。但基于古代的政治体制是皇权至上这个弊端，所以，政治清明与皇帝的素质有着直接的关系。英明的君主或许能够任用贤才，但如果碰到一个昏君，则必然是小人乘机占据高位。由于宦官、外戚、后妃、宗室离皇帝近，所以往往更容易窃取高位，专政擅权。即便是英明的君主，也可能因为过分信任宗室而给国家带来祸乱，如汉高祖刘邦大封宗室从而导致震动极大的“吴楚七国之乱”；唐玄宗后期任用奸佞，引发十年之久的“安史之乱”。

反观宋朝，这一时期的政治整体而言是君子政治，是历史上少见的清明时期。在宋朝，宦官、武臣、外戚、后妃、宗室等靠裙带关系上位，并且在历史上风光一时的政治势力都风光不再，只剩下士大夫一枝独秀，加之宋太祖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所以使得宋朝的政治斗争不再像其他朝代充满血腥气。

宋朝的士大夫中虽然也有小人，但小人的势力总体上难以压住君子的正气，北宋一朝自不用说，南宋时期即使在秦桧专权之时，也有正直之士敢于对他直面抨击，所获之罪最多就是流放岭南。即使是专权的权臣，其嚣张程度也远不如之前的汉唐、后来的元明。汉唐的宗室、外戚风头常常盖过皇帝，元明的权臣手握生杀予夺大权，明朝的太监甚至能罚满朝文武下跪。这些在宋朝是不可能出现的。

至于宋朝政治家的君子风度也是别的朝代无法比拟的。如范仲淹多次激烈抨击时任宰相的吕夷简，但吕夷简仍然提拔范仲淹；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因改革而起的政见之争更是不夹杂着私利，纯粹为了国家利益，所以虽然激烈但却充满君子之风。这样的例子在宋史中随处可见。

宋朝的人文文化也到了一个典范的极致。当时士大夫如包拯可以在朝堂上当面指责皇帝，皇帝却只能举起袖子挡住飞溅的唾液，回到后堂才敢发牢骚，并且对这个唾沫星子乱飞的包拯一直加以重用。或许正因为有如此宽松的环境，才出现了“打龙袍”、“铡美案”一类美好的传说。

另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明宋朝的人文环境。秦桧在南宋大多数时间都被看做反面典型，但他所创的“宋体字”是整个南宋时期的官方文书通用字体，可见当时的中国人是理性的。

正因为宋朝采取“君子政治”，使它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也都不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西晋只存在了五十一年，它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因为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