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秘书死亡谜团

在毛泽东五大秘书中，田家英是最年轻的一个，也是中南海内最早死于“文革”的高级干部。长期以来，人们所知道的是“含冤自尽”这样一个死因。但近年境内外媒体却出现了新的说法，认为田家英死于他杀，并言之凿凿地拿出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档案局”等权威部门的档案文件为证。一时真伪莫辨，议论纷纷。

那么，田家英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究竟为何?

有关当事人和知情者提供的重要细节，揭开了田家英之死的惊人内幕。

中南海内何以响起“枪声”

较早提出田家英被人枪杀这一说法的，是香港《争鸣》杂志的资深记者罗冰，此人以“大陆报道权威”出名。他在该杂志2002年2月号上发表了《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的奇文，竟也有许多人信以为真，所以不可忽视。

首先是“档案”的真伪。罗氏用以佐证“他杀”的根据是来自“中央档案”，并煞有介事地列出了这几份“档案”：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1978.7—006612号;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4—00174号;中共中央档案局1980.4—009014号;中共中央办公厅1980.9—00797号，皆为“顶级”。且不说有关“文革”的绝密档案当时并没有解密，即便“开禁”，国内研究者非经批准恐怕也难以看到，更何况一个香港的普通记者，而且一下子得到4份之多!值得注意的是，罗氏并未说明获取这些文件的渠道,也没有档案原件的图影为证，不免令人生疑。据一位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并亲自编制过档案的人士说，中央机关的档案，除了正式的中央红头文件是按时间用中发(年)字排号外,其他的中央文件特别是中央直属机关的文件，其编号中均应有部门类别(如中办、中纪、中组、中宣等)与体裁等标记。而罗冰文中所列的中央文件没有依照特定的格式和编号，显得不伦不类，这是不合规范的。

其次是涉及的内容。任何真实的档案，其内容必然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人物、制度等情节切合，情节的真实是检验档案真伪的重要标准。情节不真实的档案，无论它编造得如何生动，都是没有历史价值的伪品。

那么，罗冰在“密档”中编织了多少骇人听闻的情节呢?

所谓“中共中央档案局档案”声称是汪东兴的笔录，其中写道：“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5月23日上午10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当时气氛激烈，内卫朱国华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

所谓“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称：“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枪声惊动了警卫。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

所谓“中办档案”的记载更离奇：“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1978年7月，曾二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毛)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

几件档案，几种说法：田家英死于用手枪自杀、内卫失控误杀、汪东兴下令射杀，唯在田家英因枪击而死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而且“枪声惊动了警卫”。有知情者描述，乾隆御笔“永福堂”，地处中南海的核心部位，几十步外就是西楼办公区，永福堂的西门就斜对着西楼办公区东入口的高台阶，这里就有一个哨位;而且，与永福堂相邻不远就是陆定一、胡乔木、董必武等人居住的院子。如果永福堂内真有一声枪响，必然惊动这些地方，那么田家英之死马上就将不是秘密，而且所有对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据当时到达现场的目击者后来证实，田家英身上既无枪伤，也没有发现任何血迹，中办更不存在一个叫朱国华的内卫。因此可以肯定，那天上午，中南海永福堂内没有“枪声”。

“档案”都指向一个关键人物汪东兴。如果是汪东兴“暗示内卫下手”，则汪无疑成为杀人凶犯主谋，可至今尚未听说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况且以汪东兴的政治阅历，他能做出这样的事吗?而事实上，汪东兴那天上午并没有到过出事现场。据查，1966年5月23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决定：(一)停止彭真同志、罗瑞卿同志、陆定一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同志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二)撤消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决定成立审查组，审查问题。(三)决定叶剑英同志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在京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直属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警卫和服务人员证实：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一早就在中央开会的现场，一上午都没有离开。汪东兴难道有分身术，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出现在两个距离七八公里的空间?“秘密档案”制造者的杰作，只需“没有作案时间”这一条简单的侦查法则，就可以完全否定。

可是，后来情况表明，那时的确有人到过中南海永福堂，且不止一人……

田家英一案之所以显得扑朔迷离，首先在于境外别有用心的人妖言惑众，造出一个另类版本，掩盖了事实真相;其次是关涉部门和个人，没有对这种杜撰行为作出任何回应，这就难免不让人相信，以致谬种流传;还有一个原因——据当年曾亲自参与处理这一案件的戚本禹分析：国内有几个亦应为此案负历史责任的人，却为掩饰与其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东西，不断在胡编乱造。他们出于个人目的，一会儿把田家英描绘成“魔鬼”，一会儿又将他说成“圣人”。其实“田家英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

“篡改主席指示”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1月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他3岁丧父，12岁丧母，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为座右铭刻苦学习，很早就向报刊投稿，发表诗歌、散文和评论，“田家英”成了他的笔名。他在报纸上曾与一姓刘的教授论战并大获全胜，令川中人刮目相看，被称为有“过目不忘”之才的“神童”。1937年，田家英因参加抗日活动被学校开除，在地下党安排下奔赴延安，进陕北公学学习，第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田家英最初引起毛泽东注意，是他在1942年1月8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谈的是明末清初文人侯方域抨击阉党、针砭时弊的斗争精神。毛泽东从这篇文风老辣的文章中，看出作者深厚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就向人了解田家英的情况。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时，中文基础较差，毛泽东便让与自己长子同岁的田家英，在工作之余来当儿子的文史教员。

1948年，老秘书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做新秘书。自此，田家英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政治秘书18年之久。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倚重。他的存折、稿费、印章等都交给田家英管理。在处理群众来信时，重要信件送毛泽东批阅，并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重抄一遍再寄出去，使许多珍贵资料得以保存。

毛泽东写完诗词后，有时觉得写得不好就会随手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田家英总是把这些“废纸”捡起来，时间一长就积累了不少。1963年，在为毛主席编辑《毛泽东诗词》一书时，田家英拿出从字纸篓里捡回的一首诗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到这件十几年前的旧作，哈哈大笑：“嗬，我还写过这么一首诗!现在看写得还可以，收进去吧。”这首诗便是后来家喻户晓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田家英对于古诗词的鉴赏力让毛泽东视为知音，他们常常切磋;有时毛泽东忘记某个作者或某句话的出处，也写信请田家英帮助查找。毛泽东致田家英的亲笔书信多达25封。

熟悉毛泽东著作的田家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并担任1—4卷987条注释的主编。从选定文章到撰写注释，直至校对、印刷，他都不分巨细，一丝不苟。这样，四卷雄文终于在1960年9月全部出齐。1964年，田家英建议出版适合农村干部、一般干部和解放军战士阅读的普及本，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并由田家英主持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3种版本。田家英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

田家英更多的是起草电文和讲话稿，从上世纪50年代后，毛泽东的大小文稿，大多出自田家英之手，曾有毛泽东“笔魂”之誉。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没有采用。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重新起草一个讲话稿，“写得短些，有力些”。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了出来。开会那天，毛泽东总共才有两千来字的开幕词，竟被34次热烈掌声打断。其中的华彩段落成为警句：“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很坦诚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田家英是自学成才的一个典范。他因在文史和理论方面的极深造诣，担任了《红旗》杂志常务编委、中共党史编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时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央办公厅、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副主任等要职。

毛泽东十分关心田家英的读书学习，曾经叮嘱他“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毛泽东佩服这位英年早逝的西汉大儒，说贾谊“年少峥嵘屈贾才”，也希望自己年轻的秘书能够像贾谊那样发挥自己的才华，做一个有骨气、有创见的人。田家英牢记主席的教诲，曾作一首诗曰：“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然而书生的道德观念，使他选择了一种充满危险的行为方式——犯颜直谏，从不迷信盲从。由此也为他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

1959年春，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蹲点，发现干部谎报“亩产3万斤”，他顶住压力，要求不能按吹牛的指标征购，为此还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发生冲突，后经毛泽东的说和才缓和了矛盾。田家英曾说：“如果可能从头再来，我会尝试另外一种社会主义。”这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在当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同情彭德怀，曾给张闻天打电话，婉转地透露了“上面”对彭德怀意见书的不同看法，劝张闻天发言时要注意，“有些问题就别讲了”。田家英并对人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事惹怒毛泽东，曾被立案审查。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田家英，说他不去修改《农业六十条》，反而赞成包产到户。这是田家英政治生涯中的又一次重大挫折，从此很少再起草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