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吴志超（1914—1990），嘉定人，“味精大王”吴蕴初之子。曾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回国后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后协助其父吴蕴初筹建天厨味精厂四川分厂，任厂长。返沪后，接管上海天厨味精厂，曾任上海市化工原料同业公会主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全国工商联顾问，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兼香港分公司经理，香港天厨味精公司名誉董事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委。

父亲的良苦用心

说起吴志超，曾在嘉定博物馆工作的笔者，对他印象深刻。上世纪80年代初，嘉定博物馆召开嘉定县文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在沪的嘉定籍各界知名人士参加。那天，笔者负责参会人士的登记签到工作。在众多人士中，有一位西装革履、身材颀长、风度翩翩的中年人十分引人注意。当这位中年人在签到簿上写下“吴志超”之时，笔者激动地上前握住了他的手：“您就是吴志超先生！”他微微一笑，点头称是，并解释道：“我正好在上海，嘉定是我的故乡，知道了这个活动，我是一定要来的。”

“欢迎、欢迎！”这时，嘉定县文教局、博物馆领导都走上来与吴志超握手。座谈会中，有一个参观活动，当参观队伍走进位于张马弄的普通小学时，吴志超有些兴奋地说：“我第一次到这所学校！”他一边说着一边走向一栋高大的教育楼，问道：“这就是‘蕴初厦’吧？”普通小学是嘉定最早的讲求科学的新式学堂，在嘉定教育史上有着崇高地位。而学校的这栋教育大楼，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复校建设时，吴蕴初先生捐款建造的。

得到了身边工作人员肯定的答复后，吴志超立刻拿出照相机，朝大楼拍了几张照片。笔者记得，当时大楼的墙根还竖着一块不大的石柱，上面刻着“蕴初厦”三个字。吴志超还特地上前看了一会儿，说：“父亲生活十分节俭，他的一把黑布阳伞用了十几年。记得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从美国回来，从广州去武汉坐了火车的头等铺（软卧），被父亲牵了一辈子头皮。”

民国三年（1914），吴志超生于上海，1927年考上沪江大学附中，在沪江大学附中即将毕业时，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学校被迫停课，吴志超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童子军”。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他帮助部队做后勤工作，还担任了十九路军的通讯员。

吴志超就读的沪江大学，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军工路校区。

1932年，他从沪江大学附中毕业，考入沪江大学化学系。在大学期间，由于他既是天厨味精厂老板吴蕴初的公子，又因他在支援淞沪战争时的出色表现，在校被推举为沪江大学“童子军团”团长。获得这个荣誉的吴志超很高兴，也很珍惜，之后每次在填写履历时都要写上这一经历。

1936年，吴志超从沪江大学化学系毕业，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继续攻读化学。父子临别时，吴蕴初明确地告诉他，每年只能向他提供100元生活费，其余费用需要靠他自己打工补贴。当吴志超提出，准备带新婚妻子同行能否增加费用时，吴蕴初斩钉截铁地回绝：“不行。”吴志超听后，心里不免有些委屈。吴蕴初又在吴志超临行时送给他一方汉白玉，上面遒劲有力地刻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吴志超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他知道父亲对他抱有很大期望。学成回国后，他立即去了资源委员会昆明化工厂，担任助理工程师。

克服万难筹备天厨渝厂

吴志超赴美留学时，吴蕴初已创办“天厨”“天原”“天盛”“天利”各厂，构成实力雄厚的“天字号”企业。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经济部号召上海主要工厂内迁，吴蕴初便组织留厂职工拆运机器，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经过3个月努力，完成机器拆迁。之后，吴蕴初把天原化工厂选定在重庆嘉陵江边，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过全厂员工努力，于1940年开工恢复生产。

看着天原厂马上就要出货了，同时，吴蕴初夫人吴戴仪在香港经营的香港天厨味精厂（以下简称天厨港厂）也获得了成功，吴蕴初对天厨味精厂四川分厂（以下简称天厨渝厂）的成功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时，吴蕴初想到，要给赴美留学归来后的儿子吴志超压压担子，毕竟以后天字号企业总是要交给他打理的，于是就给儿子去信：“天厨准备在渝复厂，你若有意，可回重庆。”

吴志超接到父亲的信后，很快辞去工作，回到重庆。在昆明，他一直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父亲的来信让他感到高兴，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大干一番。可是一到重庆，他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原以为天厨渝厂准备复工，总该准备得差不多了，谁知道厂里除了从上海迁来的几箱简陋机械外，一切都是空白——不要说厂房，就连建厂用地也没有。简直就是要资金没资金，要原料没原料。他不高兴地问父亲：“你让我来当厂长，你的工厂呢？”

吴蕴初对儿子笑了笑，不客气地回答：“我要是有现成的工厂，何劳你来当厂长。你要当厂长，工厂你得自己建，资金要自己筹，材料也要自己想办法。天厨味精在顾客心目中的良好信誉，就是你办厂的一切。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是从上海那个十几平方米的亭子间起步的。”吴志超这才知道，办厂的用地、原料、资金，包括技术、人才等一切，都要自己动脑筋想办法解决。吴蕴初又平静地对他说：“如果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请你来当厂长，你就体会不到创业的艰辛。俗话说，商场如战场，没有体会过创业的苦，将来怎样去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我就是要让你从零开始。”

这时，吴志超才明白父亲是想通过筹办天厨渝厂来磨炼自己。他也不是碰到困难就退缩的人，立即开始筹备工厂，一面向父亲请教经验，一面了解情况、熟悉环境，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始了建厂工作。

1940年7月，吴志超以每年840元的租金，向天原渝厂租借了猫儿石的一块地，解决了天厨渝厂的用地。接着，他又开始解决资金问题。吴志超知道，当年父亲办厂时家里确实没钱，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他致电上海天厨总公司和主持天厨香港厂的母亲，请他们给予支持。结果，香港天厨厂只调出2万元港币支援他，无异于杯水车薪，根本无法使天厨渝厂运转起来。因为没有资产可作抵押，吴志超只得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找金城银行试试。令他没想到的是，金城银行对他十分热情，并表示愿意贷款。这时，父亲吴蕴初提醒他：“金城银行一直想渗透天原、天厨，你需要小心。”当时，吴志超没有其他方法，只得向金城银行贷款15万元法币，充作工厂的流动资金。之后，他又借用天原渝厂的场地，搭建了一个简易仓库和几间草棚，拆开从上海运来的机械箱，装置起两只油灶、一只真空烘干箱、两台机械式离心机和两部面筋车。

1940年11月，天厨渝厂终于建成投产，并生产出了第一批味精。吴志超也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厂长。

刚投产时，天厨渝厂月产不足千磅，但产品销路好、供不应求。很快，在租用地上建造的两座砖瓦车间竣工，一座用作精料部工场，一座用作粗料部工场。开工之后，味精的月产量立即增至1400磅。由于味精销量很好，吴志超又以每年600元的价格，新租了一块地，建造天厨渝厂营业所。

1941年6月，为缓解战时粮食紧张局面，国民政府公布粮食限制办法，限制面粉供应，天厨受到原料影响，味精产量又跌到了千磅以下。不过，早在这一年2月，吴志超就在试验用其他原料代替面粉制造味精了。至7月21日，以黄豆、油粕（豆饼）代替面筋生产味精成功，有备无患的工厂月产量不跌反升，吴志超向经济部呈请奖励。结果他的这一项研究成果获得了高度认可，于9月8日受到国民政府经济部的奖励。

新中国成立后，吴志超任上海天厨味精厂协理。在抗美援朝和认购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时，他带头捐款，积极认购，在化工原料行业中起了推动作用。

1953年10月，吴志超接过天字号旗帜，出任公司总经理。然而上任后不久，就发生了一桩棘手的事。1954年初，香港天厨味精厂发生劳资纠纷，工人罢工，情况紧急，香港天厨味精厂港方负责人想要通过香港当地警力镇压工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吴志超立即予以阻止，他一方面向党组织有关部门报告情况，一方面邀请港厂负责人来上海参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积极化解矛盾。港厂负责人看到上海天厨厂的生产井然有序，深受启发。返港后，该负责人采用说服方法为主，实事求是地考虑工人的意见与利益，使香港天厨味精厂的矛盾得到了妥善解决。

这一年，吴志超还向政府提出天字号企业公私合营的申请，于1956年1月获得批准。经组织安排，他仍任公私合营上海天厨味精厂总经理。

希望祖国早日统一

1979年1月3日，吴志超应邀在对台广播“海峡之声”《社会主义祖国》节目中，以“满怀喜悦迎新年，携起手来共同繁荣祖国的经济”为题，作了一次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以雄辩的事实，语重心长地向台湾同胞介绍了大陆的经济建设情况。

节目最后，吴志超说：“台湾与祖国分离隔绝已经30年了。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难道我们还能容忍这种分离的局面继续下去吗？不能了！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一天也不应该再让它继续下去了。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说的，我们伟大祖国的美好前途，既属于我们，也属于你们。统一祖国，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的神圣使命。谁也不能回避，谁也不应回避。”他又说，自己的父亲叫吴蕴初，是有名的“味精大王”，但没能看到祖国统一，而他想在有生之年看到祖国统一。

吴志超的这个讲话情真意切，十分感人，充分体现了他作为我国第二代企业家的优良品质与爱国情怀，展现了第二代企业家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厚谊。

吴志超接手天字号化工企业之后，先后任天厨味精厂厂长、协理、总经理，他并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一直努力让天字号吴氏企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新中国成立后，吴志超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全国工商联顾问，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副主席，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兼香港分公司经理，香港天厨味精公司名誉董事长，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民建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新一届领导人员（部分）合影（后排左起第四位为吴志超）。

1990年，吴志超逝世，享年76岁。

撰稿：葛秋栋

编辑：倪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