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2、经济矛盾：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 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 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3、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4、民族问题：从五胡乱华开始，河北、中原有大量胡人。至隋唐时期，河北仍然是汉人、契丹人、奚人、突厥人等多民族杂居,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叫做“河北胡化”。 在史书中被称为安禄山、史思明“腹心”、“宾佐”和“心手”的最核心人物有高邈、何千年、许叔冀、吉温、张万顷、孙孝哲、曹将军、徐归道、独孤问俗、张休、张通晤等11人，只有孙孝哲和曹将军是少数民族。安禄山、史思明在叛乱过程中和称帝时所重用的主要是汉人。《旧唐书·安禄山传》载：“十一月，反于范阳……以高尚、严庄为谋主，孙孝哲、高邈、何千年为腹心。”而高尚、严庄“专居（安禄山）左右以画筹”。（注：《安禄山事迹》卷中）在这五个关键人物中，只有孙孝哲是少数民族。安禄山称帝时，大燕政权的左相达奚珣、右相张通儒、中书侍郎高尚、御史大夫严庄，前者为鲜卑人，后三人均为汉人。乾元二年(759)四月，史思明称帝时的宰相周挚也是汉人。除了上述几个核心或关键人物外，在安史政权中担任过重要角色的一些人物几乎全是汉人。如安史政权的宰相陈希烈、平冽、张垍，尚书敬荣，中书令王伷和张均，全是汉人。

5、内部矛盾：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

6、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像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