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多子多福。”在中国传统观念里，生了孩子却不养育是断然无法理解的。可是在南宋末年，民间就出现了这样的怪事。更怪的是，这种现象不仅出现于贫苦农家，也存在于乡绅世族，形成一种普遍的风I。这种怪现象从何而来？背后又隐含了怎样的社会根源？

野蛮的“计划生育”

据《宋史》记载，南北宋之交，福建崇安有一位平民名叫胡安国。他的弟媳因生育儿子过多，打算溺死新生的一个男婴。后来，胡安国夫妇心生不忍，把男婴抱回家抚养，取名为“胡寅”，才保住了一条小生命。

类似这样“生子不举”的现象广泛见于南宋民间。所谓“生子不举”，就是生子而不养育，往往将婴儿溺死或者抛弃。据记载，南宋末年生子不举的现象波及福建、两浙（浙东与浙西的合称，今浙江省一带）、荆湖南北、江南东西等地，以建州、处州、汀州、南剑州、邵武军、岳州、信州、饶州等地最为严重。而且，这种怪现象完全是民间自发的行为，没有受到政府的任何强制。

在中国五千多年多生多育、父慈子孝的柔和主线之外，竟然有如此原始而野蛮的现象出现，令人不禁震惊。生子不举造成了大量的溺婴、弃婴的存在，对当时的人口繁衍、经济发展以及社会道德风气等各方面都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南宋以前，生子不举的现象就已经出现。最初，这个风俗是源于封建迷信，而且是极为个别的现象。民间认为，五月初五生子是不祥的征兆，因为五月是“恶月”，五月初五则是“恶月”中的“五毒日”，这一天出生的孩子，可能是“五毒”转世投胎。民间还有一种说法，五月初五出生的孩子将有害于父母，如《风俗通义》中记载的“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或许是受到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民间更加忌惮“男害父”的传言，因而长期以来，五月初五的生子不举主要指男孩。

五月初五生子不举的风俗起源已久，而且影响广泛，一度还波及上层社会。据说，宋徽宗便是五月初五出生，因此从小就被寄养在宫外。后来，他因忌惮生子不举风俗的影响，不得不将自己的生日改作十月初十，并将十月初十定为“天宁节”。

到了北宋仁宗年间，民间生子不举的现象有所蔓延。这时，生子不举已经不仅仅限于五月初五，生子不举的“子”也广泛地包含男婴、女婴在内的所有新生婴儿。南宋末，这种现象波及地区更广，影响更加深入。相传当时

农村一户人家最理想的状态是“二男一女”，如果再出现第四胎，便要溺死或扔掉。在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下，农P村家庭溺死或丢弃的女婴数量远远多于男婴，这直接导致?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一方面男子无妻可娶，另一方面拐卖妇女、女子早婚的现象日益严重。

怪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

南宋末年的生子不举，已经基本脱离了五月初五生子不举的传统风俗。从现象层面看，南宋末年的生子不举不再限于特定的时间，也不分男婴、女婴；从原因层面看，生子不举并不是因为迷信“五毒”或“子害父，女害母”，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种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般认为，南宋末年生子不举的怪现有三方面原因。首先，生子不举是农民身处贫困线上不得已的选择。南宋时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农民手中仅有的土地日益集中到士绅豪族手中。到了南宋末年，农民几乎面临无地可耕的境地。福建、两浙、江南东西等地的农村，土地原本就贫瘠，农民的生活更加悲惨。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朝廷还要征税、征兵，设立各种苛捐杂税的名目，诸如“身丁钱”、“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等，无怪乎朱熹感慨：“古来刻剥百姓的办法，本朝全有。”陷入绝境的农民只好人为地控制自家人口数量，将多生的孩子残忍地处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