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经过黄巾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以及军阀混战，东汉王朝已经威权扫地，汉献帝身上除了一件褴褛的皇袍外已是所剩无几。

一些地方割据势力甚至还想自己当皇帝，如按《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记载，195年盘踞江淮一带的袁术就公然假造图谶符命，以“应天顺命”的名义自立为帝。

失败后，又将帝号归之占有青、冀、幽、并四州的兄长袁绍，“绍阴然之”。其实在此之前，袁绍已暗地里使人散布“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的政治谣言，并私刻玉玺，也企图登上皇帝宝座。

在这样的形势下，曹操却采取了同这些人完全不同的策略：他以尊王室的面目出现，把皇帝牢牢掌握在手里，再以天子的名义去和天下诸侯一争雄长，这就是有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这个策略最早是由曹操的谋士毛阶提出来的。毛阶在曹操收编青州黄巾军之时就开始跟随他，当时曾向曹操分析天下形势，提出“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

曹操接受了这一建议，当汉献帝还在长安时，便多次遣使通好，以加强联系；后当献帝被杨奉、韩暹劫持到洛阳时，他毅然决定亲率军队赶赴洛阳，把献帝抢到手。

后又在董昭等人的策划下把献帝转移到自己控制的许地，并以许为都城，自己则以辅佐王室的身份，用汉王朝的名义推行其政治主张。

由于采取了这一策略，曹操在与自己的军事对手较量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汉献帝虽然被迫东流西徙，居无定所，但他毕竟是皇室最高权力的象征，袁绍的谋士沮授就指出：“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曹操还利用士大夫阶层对汉庭的传统感情，广泛招纳天下贤士俊杰，扩充自己的政治势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表明曹操目光远大，在当时与曹操集团对立的其他集团中，也有人曾提出相同的主张，却没有得到采纳和贯彻。

例如，袁绍的谋士沮授在汉献帝流亡期间就曾向其建议，应当迅速决策把这个宝贝天子抢到手，但袁绍却只想到若逢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还不如自己当皇帝来得方便，因此没有听从。

这种打算充分表现了袁绍目光短浅，头脑简单。

当然，曹操驰骋疆场、南征北战的目的决不是如他所声称的匡复汉室，只是为了曹魏集团的利益，为了谋取天下霸主的地位。

因此，称不称帝只是表面问题，实际上他仍要独揽大权，使文武百官全部臣服于他，为此，曹操耍尽各种手段来营建个人的绝对权威。

汉献帝虽然软弱，但毕竟是天子，当时忠于汉室的仍大有人在。因此，汉献帝既是他争雄天下师出有名的旗号，也是他树立个人绝对权威的障碍。

但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他也决不允许在汉献帝周围聚集起任何胆敢反对他的势力，即使是皇帝的后妃触犯了他，也要严惩不贷，如戮杀伏皇后。

这除了有向皇权挑战的意味之外，还有着杀一儆百的意思。如此之下，谁还敢谋反作乱、不俯首听命！

如果说收编黄巾起义部队使曹操得到了称雄北方的军事力量，利用汉献帝的旗号来号令天下则是曹操称雄北方的政治资本。

在此以前，他同李傕、郭汜、二袁、吕布等人一样，不过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其势力甚至还不如他们；但在此以后，他受封大将军，利用天子之名收河南，扶关中，破袁术，灭吕布，又在官渡之战中大败袁绍，取得统一北方的决定性胜利。

曹操与汉献帝的关系，是其政治生涯中最大的转折，他正是利用汉献帝这座阶梯，才登上了最高权力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