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小说为何在明万历年间突然消亡？明朝有哪些杨家将的小说？

杨家将小说的突然消亡，一定与社会的重大变故和人为操纵有关。付爱民先生在《明代杨家将小说的发展与播州杨氏家族》中进行了细致推演，他认为，这一切很可能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至二十九年(1601年)，明政府平灭播州土司杨应龙有关。

历史上的播州，位于现在的贵州遵义老城，那里有杨家将的另一支血脉。明代初期，播州杨氏发展到了顶峰，这一切都得益于明政府的大力扶持。

当年朱元璋发兵征南，播州杨氏审时度势，在各土司中率先来归，对明王朝顺利实现统一堪称有功。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明太祖对播州杨氏格外宽容，给了他们很大的自主权。朝廷除了不向播州征收税赋之外，还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

杨氏土司的势力越来越大，很多朝官也畏之三分。遇有紧急边情，政府还要从播州征调兵将抵御外寇。在具备了军事和经济实力之后，播州杨氏开始重视起家族的地位和名望。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明初大学士宋濂(1310—1381)所作的《杨氏家传》出炉，这部书为播州杨氏追祖溯宗，巧妙地考证出他们是宋代杨家将的后裔。

元末明初，借助于各种艺术样式的广泛传播，杨家将已名满天下，附会名门可以使播州杨氏获得更高的威望和荣耀，而借助于宋濂之口认定此事，它的可信度与含金量就更高。

宋濂是明初最有影响的文臣，朝廷的礼乐制度多由他来制定。朱元璋称其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当年传诵一时的《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就是宋濂的大作。

宋濂的这篇檄文第一次提出了“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理念和口号，反复强调讨元北伐是为了“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这些思想确立了明军讨伐元军的正义主题，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由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操刀播州杨氏家传，对于确立并提升杨氏声望有着非同凡响的重要意义。

据《杨氏家传》披露，播州杨氏一世祖杨端原籍太原，与杨家将的代表人物杨业同族同宗。唐朝末年，乾符三年(876年)，杨端应募入伍，随大军击败占据播州的南诏政权，在当地当了酋长。他的后人杨昭始终没有子嗣，恰逢杨延昭之子充广到广西为官，双方联宗通谱之后，杨充广把儿子杨贵迁过继给杨昭，自此以后，播州杨氏就是地地道道的杨家将后人了。

历史上，播州杨氏也是英雄辈出。两宋时代，他们为抗击契丹、西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宋末，成为抗击元蒙入侵西南的主力，杨家将的故事得以继续传承与发扬。

1206年，南宋宁宗时，杨贵迁的第六代传人杨粲请求大举北伐以雪前耻，最后虽然没能成行，但彰显了播州杨氏的爱国精神。宋理宗时，元人已非常强盛，杨粲之子杨价自愿请命，屯兵江南，声势浩大，威震敌胆，使得北兵多年不敢南犯。

杨价去世后，他的儿子杨文继续坚守播州。杨文曾上书朝廷，献上御敌三策，指出元兵南侵之所以能如入无人之境，关键在于没有拒敌于城门之外。元兵攻占西南时，他派兵北援四川，西救云南，为危难的南宋苦苦支撑局面。

当然，《杨氏家传》的真实性，一直受到专家学者的质疑。播州杨氏土司却不管这些，他们明确宣称自己就是宋代杨家将的后裔，其事迹也开始融入杨家将故事之中，而且很可能，他们还凭借自己的势力，动用了舆论宣传工具，把杨家将故事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请宋濂为本族修传，是播州杨氏自我宣传炒作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播州虽然偏居一方，但由于受到朝廷的重视，杨氏土司的子弟可以常年寄居京城。据《明史》记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播州子孙曾入朝进入太学，接受国子监官的训导。也许正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结识了大学士宋濂并邀其为本族作传。

既然最受明太祖宠信的宋濂都甘愿为杨家撰写家谱传记，那么请一些文人、艺人编写、说唱新的杨家将节目应该并不是太难的事。而对于明太祖来讲，通过杨家将故事宣扬忠孝仁义也是他想要的，这是一件能够双赢的好事。

有关播州杨氏与杨家将关联的新发现，为杨家将故事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方向，盘活了已经基本定型的杨家将故事，这些崭新的节目因其鲜活的当代色彩在播州以及京城都广为流传。至今遵义附近仍有浓重的戏曲表演风气，六郎城、六郎屯等方位的存在，是杨家将说唱节目在遵义地区兴盛的遗证。明初的都城设在南京，后来编订《杨家府演义》的纪振纶正是南京人。

明代杨家将小说新增加的内容，很多都带有播州杨氏的痕迹，有的甚至还可以在杨氏土司中找到原型。播州杨氏土司中也有叫杨文广的，他是杨光震之子，即杨贵迁的孙子。

播州杨文广经常统军讨伐周边叛乱的南蛮酋长，他的征服策略不是一味地打压，而是恩威并用，这与小说中最后释放五国蛮王相似。杨文广还有一个兄弟叫文宣，他很有可能是宣娘的原型。小说中，杨宗保之死与狄青派人行刺有关，而播州杨文广的爷爷杨贵迁恰恰是被川南的酋长所刺杀。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明代杨家将小说较之以前的杨家将故事增加了那么多新的内容。新增加的故事，诸如借木、盗马、女将等精彩情节，都很有播州风情。《杨家府演义》中多次出现与马有关的故事，特别是孟良三次盗马的情节，很可能也是当地风俗的曲笔反映。

播州虽然也产马，但都是比较短小的“羁縻马”，不适合行军作战。不过当地产茶，他们经常以本地的茶换取西面诸番的良马。这种茶马互换的方式，在宋代就已经建立，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大观初，诏播州夷界巡抚杨光荣，岁市马十匹于南平军”。

《续资治通鉴》有记，曾与播州杨家作战的罗罗部落酋长乞弟、阿永等均曾带着马匹入市交易。播州土司交换而来的良马多次向朝廷进献，南宋时，为支持抗金战争，杨粲向朝廷献战马300匹；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杨铿入朝进见，献贡马10匹。

小说中杨文广在奉命取宝的过程中收了三个妻子，她们都是贼寇出身，性格泼辣豪爽，为争夺夫婿相互攻打，这样的事情在播州附近并不鲜见。播州杨氏在收服周边部落的时候，常常采用联姻的手段，以期通过“姻媾”使盟友关系更为牢固。播州土司与剧贼联姻以及妻妾间的争斗，这些事情在小说里的杨文广身上都有隐约的体现。

播州杨氏因为妻妾众多，虽然在继承权问题上一直强调“立嗣以嫡”，但家族内部经常因为庶出夺嫡引发妻子与妾室及其子女间的争斗。最典型的当属发生在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件事：土司杨相宠爱庶子，嫡子杨烈及其母亲张氏不服，史称“悍甚”的张氏用计巧取兵权，驱逐杨相。大权旁落的杨相，无奈离家出走，最后客死他乡。

“十二寡妇征西”的对象“西番新罗国”，在播州附近也可以找到原型，它影射的是播州杨氏的夙敌罗罗族人。播州以西广袤的川南地区，宋时称“罗氏”，即现在彝族的先民，他们与播州杨氏世代为敌，双方征战不止。

“西番新罗国”的大将张奉国号称“鬼王”，这也可以从当地找到印迹。《明史》316卷“贵州土司列传”中载：“贵州，古罗施鬼国”。罗罗族人风俗尚鬼，他们所有的宗教活动均称为“做鬼”，首领被称为“鬼主”，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罗鬼国”。

播州杨氏与西面聚居的罗罗人发生过多次激战，杨贵迁之子杨光震曾协助泸州守将平叛，征服罗罗酋长乞弟。杨光震之子杨文广更是与罗罗人频繁激战，结下世仇。至南宋末，播州土司杨价、杨文、杨邦宪祖孙三代坚奉宋统，杨价屡次被征调抵御侵川的蒙古军，杨文则辅助主将平服了吐蕃诸部。

后来归降了蒙古的大理国与乌江罗罗族人曾犯播州，杨邦宪义勇拒战，待敌军半渡之时，在中流杀贼数千，生擒罗罗族的大酋长阿苏。为了感化他们，杨邦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历数罗罗族罪状，在阿苏表态知过悔改后将其释放，罗罗人从此降服播州 。“六郎三擒孟良”、“诸葛亮七擒孟获”等宣扬以德服人的故事，很可能也是受了这些史实的启发。

“十二寡妇征西”所征的“西番新罗国”，既不是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也不是西部边陲的西夏，主要原型就是播州西南面的“古罗氏鬼国”，当然也混合着征讨吐蕃、蒙古军的痕迹。

在《杨家府演义》中，最后擒杀鬼王的大战发生在江水里，鬼王虽多有变化，但仍然不能逃脱，最后被杨宣娘撒下的天罗地网罩住生擒，这条江应当就是杨家将与罗罗人交战的主战场乌江之写照。

杨家将小说现实主义色彩淡化，魔幻色彩凸显。杨宗保居然也擅使法术，杨文广和部将魏化都能幻化人形。这种风格的变化，很可能受了播州风俗文化的影响。当时的播州，基本上还处于部落氏族时代，部落首领既是统帅又是宗教首领，在族人眼里，他们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无所不能的威力，在疆场上呼风唤雨、念咒画符也就不是太过奇怪的事了。

另外，杨家将小说增加了众多的女将故事，也与播州的风俗有关。故事传奇虽然多系虚构，但总要有一定的灵感源泉和生活基础，不可能完全凭空臆造。在宋朝，女将参与作战的故事不能说没有，但与杨家将的关系太远，更形成不了杨门女将那么大的规模。杨门女将的传奇故事，历史上没有，宋元以前的戏曲中也没有，在明代以后才大量出现，越演越盛。

杨氏土司的亲家永宁土司，自洪武末年起(1398年)，大权时常为母族奢氏所控。奢氏与杨氏媾姻，是一个女豪频出的少数民族部落。在播州一带由土司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因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较少，丈夫去世由妻子接任土官，女人站到前台主持政务、军事的情况屡有发生，当时播州附近各地女土官也经常被朝廷征调出征，有功也一样接受封赏。最为有名的当属与杨氏土司为邻的女土司秦良玉，以及前文提到的女土司奢香、刘淑贞等人，她们的事迹在明代即名满天下，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此外，杨家将小说中皇帝遇险、十大朝臣被围、六郎被困双龙谷等情节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些新增的故事与明朝的某些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大郎幽州保驾替主赴难的故事，与明代正统年间英宗被俘，申佑舍生取义之事极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