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世纪又经历了一场巨变，这场变革比政治和工业革命都更为重要。在经历了几代人的迫害之后，科学家们终于重新获得行动自由，他们正试图找出宇宙遵循的基本规律。

埃及人、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曾在科学概念产生和科学探索方面作出过贡献。但公元4世纪的人类大迁移毁坏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古代文明。而和人类的现世生活相比，基督教更加关注人类的灵魂，他们把科学当成人类妄自尊大的表现。在基督教看来，科学干预了万能的上帝所管辖的事务，因此与“七宗罪”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艺复兴将中世纪砌起的这面偏见之墙打破了。但到了16世纪早期，宗教改革又取代了文艺复兴，它极力反对“新文明”。科学家们再次受到了威胁，如果他们敢违背《圣经》，超越其规定的范围来探索知识领域，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我们的世界里，随处可见将军们的塑像，他们高坐马上，带领斗志昂扬的士兵走向辉煌的胜利。有时你会看见一座不起眼的大理石碑，它就是某位科学家最后的长眠之地。也许等到1000年之后，我们会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情。到了那个幸福的年代，孩子们应该会知道科学家们的惊人勇气和难以想象的献身精神。抽象的知识让如今的世界变成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而科学家就是这一领域的伟大先驱。

许多科学先驱都曾遭受过贫穷、嘲笑和侮辱。他们生活在阁楼里，死在地牢中。他们不敢在书的封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在世时，他们不敢把自己得出的结论公之于众，经常会把手稿偷偷送往阿姆斯特丹和哈勒姆的某家秘密印刷厂。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视他们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向他们发动攻击，还唆使在教区生活的百姓向这些“异端分子”施以暴力。

不过科学家们总能找到保护伞。荷兰人向来崇尚容忍，尽管当局对科学研究并不感兴趣，但他们绝不会干涉人们思想的自由。于是，荷兰成了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避风港。法国、英国、德国的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都可以在荷兰得到片刻休息，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

在某章里，我曾经跟你们说过，13世纪的伟大天才罗杰·培根为了不受教会的侵扰，数年里连一个单词都不曾写过。500年后，作家们在编写《百科全书》时，仍然受到法国宪兵的密切监视。又过了半个世纪，达尔文大胆地对《圣经》里上帝创世的故事提出质疑，这让他成为教徒眼里全人类的敌人。时至今日，对那些勇于探索人类未知世界的科学家的迫害仍然没有完全结束。当我在撰写本章时，布莱恩先生正在大肆鼓吹“达尔文主义威胁论”，教唆听众来共同纠正这位伟大英国自然学家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