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45年，历经17年艰辛的取经旅程和异国求学后，43岁的玄奘法师再一次回到大唐帝国的都城长安，他此次携带从印度及中亚地区带回国的梵筴佛典非常丰富，共526筴、657部，以及150粒如来肉舍利以及7躯金、银或刻檀佛像。传奇的旅行经历和带来的佛学典籍与珍宝让整个长安都沸腾了。街上挤满了想一睹玄奘法师真容的百姓，真正是万人空巷倾城而出，而从没受到如此热情迎接的玄奘，恍惚间便在京留守、宰相房玄龄的接待下住进了弘福寺。随后在长安县令等官员的主持下，在长安朱雀大街南端召开大会，展览玄奘从天竺带回来的舍利，佛像和佛经。大会盛况空前，反向过于热烈，以至于不得不动用军兵来维持治安，而此时曾经那个勇敢无畏的玄奘却陷入了惶恐和警觉。

得知玄奘回国后，唐太宗李世民便在第一时间下达诏令让玄奘前往洛阳见他。玄奘奉诏匆忙上路，当月二十二日启程，二月初一在洛阳紫微城仪鸾殿受到唐太宗接见。此后二十余天，玄奘反复受到召见，具体谈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在唐太宗上来就那玄奘法师当年出国却不通知朝廷一事敲打他，然后虽然玄奘法师恭谨谦卑的做了应答。此后李世民还劝说玄奘法师还俗并入超为官来辅佐他，甚至想带着他一起前往辽东征讨高句丽。让一个历经17年艰辛，走过五万里旅程刚回国还不到一个月的人再次万里随军出征，有此可以看出李世民根本就不放心玄奘法师在他出征后留在国内，想把他带在身边才放心。玄奘再次谦卑的婉拒了李世民的请求，并表达了想要前往嵩山少林寺翻译经典的请求。皇帝不许，所以只好返回长安进行翻译工作，为了让皇帝放心，还请求派士兵加以护卫，有此可见聪慧的玄奘法师“政治觉悟”还是很高的。唐太宗也“大度”的说：“法师此意可谓保身之言也，当为奖励。师可三五日停憩还京，就弘福安顿。”

李世民之所以如此忌惮玄奘，主要是担心受人如此敬仰，和影响力巨大的玄奘法师脱离皇权的掌控。李世民自己对佛学不感冒，李唐皇族大多崇信道教，而李世民自己也说过要重用儒学来治国。然而民间却深受南北朝，以及隋代佛学的影响，十分崇信佛教。同时，朝中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等人都是佛教徒，也很崇敬玄奘法师。在拥有如此众多拥趸粉丝的情况下，万一玄奘法师再作出些超越皇权允许范围的事，便会给朝廷带来祸患。不过李世民虽然忌惮玄奘这位宗教人物，却毕竟胸襟宽广，没有做出什么太为难玄奘的事，此后谦卑勤奋工作的玄奘，也赢得了唐太宗的赏识，两人经常形影不离。

唐太宗死后，他儿子高宗李治上台。李治并没有他父亲那样的宽广胸襟，如果说唐太宗时期还是对玄奘的提防警惕，那么李治对玄奘就可以称得上怠慢和排挤了。唐太宗晚年与玄奘关系的缓和，让玄奘成为唐太宗身边的“红人”，而平易近人的玄奘在朝廷重臣中的口碑和印象也非常好，这让李治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朝天子一朝臣，李治不仅冷落玄奘，缩减玄奘的待遇，更把他身边的助手缩减到五人，还经常让玄奘更换工作地点和助手人员，给玄奘翻译经文带来了很多不便。更过分的是还派出六名文官，以“时为看阅，有不隐便处，即随事润饰。”这样毫不掩饰的手法干涉和牵制玄奘。就连最基本的医疗条件都不能满足，玄奘后来摔断了腿，也得不到治疗，以至于玄奘圆寂后，太医才匆匆赶到玉华寺，玄奘不被待见可见一斑。

玄奘死后，高宗李治连做样子都不愿做。朝廷仅表示愿意负责丧葬费，然而却禁止官员到场悼念，并且也没有塔铭，更没有公卿名士撰写碑文。而玄奘手头没完成翻译的经卷，也束之高阁，再也没人继续他的工作。起初玄奘葬在白鹿原，后来被起棺重葬于少陵原。甚至被李治下令开棺，看看玄奘的遗身是否完好，借此验证他的修为。这种种的刁难排挤，无外乎是为了打击前朝势力和压制佛教的影响而采取的政治行为。李治虽然有理由这么做，但是手法粗糙，过于明目张胆，连对德高望重之人的最基本的尊敬都没有，过于刻薄寡恩，不禁令人唾弃。

如果说玄奘前半生是去天竺取经的冒险，那么他的后半生便是一边与皇权和政治风波周旋，一边翻译经典，著书立说的奋斗史。人们大多记得他旅程的艰辛和归国的风采，却往往忽视了在这之后，玄奘做出的贡献和付出的代价。玄奘一生完成了，立功，立言，立德的伟业，他的事迹也会随着他翻译的经卷，口述的《大唐西域记》，自己的佛学著作以及一本《西游记》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