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傅正】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无产阶级跟其他被压迫阶级和民族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当时称为“联合战线”），具有鲜明的理论意义。

与欧洲资本主义强国不同，中国的无产阶级比较弱小，这决定了它只能走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走联合全国各族被压迫人民的统一战线道路。并且，统一战线道路还必须扩展为联合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被压迫民族。

统一战线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二大宣言》”）的理论基础则来自列宁的经典《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要理解《帝国主义论》和《二大宣言》的理论价值，就必须追问这些问题：为什么在落后的农业国家有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在落后的农业国家做些什么？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有一段著名的表述：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极为落后，根本不存在庞大的工人阶级。这样的国家难道不应该先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等到工人阶级队伍壮大以后，再考虑建党的问题吗？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发展，图自“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网站”。

事实上，类似的质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夜就已经存在了。1920-1921年，中国知识界爆发过一场社会主义论战，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无政府主义论战一道构成了五四时期的三大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以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就明确提出，中国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而不是推行劳农专政。比如张东荪就说：“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1]梁启超则强调，中国目前的社会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的矛盾，因此组织“国民废兵运动大同盟”要远比成立无产阶级政党重要。[2]

须知这些改良主义者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恰恰相反，他们在不久前还宣传过马克思主义，他们很善于搬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公式否定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比如蓝公武就宣称：“试问在这种小农业和手工业的制度之下，生产器具如何去公有？”“试问我们中国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生产方法？”“没有，就讲不到社会主义，要行社会主义，应当先去实行工业革命。等到有了可以公有的生产器具，才可以讲到公有。”[3]张君劢更是当面求教过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的权威理论家，在他眼里，德国社会民主党而不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才值得中国人效法。[4]

显然，如果不对上述质疑进行有力的反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开展就没有理论上的支撑，就没有必要的正当性。这就是1920-1921年社会主义论战的基本背景。但遗憾的是，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比较幼稚，他们缺乏成熟的理论积淀，相关回应往往落不到实处。

比如李达曾这样痛骂张东荪：“张东荪本来是一个无主义无定见的人，这几年来，他所以能够在文坛上沽名钓誉的，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特长，会学时髦，会说几句言不由中的滑头话。他作文章，有一种人所不能的特长，就是前言不顾后语，自己反对自己。这是因为他善变，所以前一瞬的东荪，与后一瞬的东荪是完全相反的。”。[5]这番“批判”与其说体现了理论的自信，倒不如说体现了理论的心虚，否则李达何至于理屈词穷而不得不进行人身攻击呢？

陈独秀、戴季陶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存在明显的硬伤，比如他们口口声声自己只反对资本主义或资本家，而不反对资本。[6]但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7]哪有把资本与资本主义决然割裂的道理呢？讽刺的是，反而是改良主义者蓝公武了解这番道理，如他所说：“资本和人，雇主和工人，是不能明白划分的”。[8]

1921年8月20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图自“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网站”。

社会主义论战遗留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在中共一大上得到充分的解决。纵观“一大”文件，并没有只字提到相关内容。当时的共产党人仍然是马列主义理论的初学者。

事实上，当年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问题同样是列宁曾经面临的问题。按照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说法，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越高，越接近于社会主义；只有中西欧的无产阶级才是成熟的力量，因为中西欧的资本主义最发达。这样的经济决定论思维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判断。在第二国际理论家看来，“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基础的；我的国家的胜利会加速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也就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我的国家的失败会阻碍国内经济的发展，因而也就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到来。”[9]在这个逻辑的驱使下，这些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纷纷支持本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战争，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抛到了九霄云外。

第二国际理论家中，以考茨基最权威。虽然考茨基没有明确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但他同样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表现，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将迎来“超帝国主义”阶段，社会主义革命还远远没有具备可以成功的条件。一句话，第二国际不承认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成功地领导革命，不承认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就是针对这些观点的。他指出，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垄断，垄断资产阶级一经形成，就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国家政权的形式。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扩张往往具有超民族国家的性质，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扩张必须以民族国家的形式进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因此不可避免，列宁反问道：“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10]

首先，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老牌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多，新兴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少。这不仅意味着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更意味着相对弱势的帝国主义国家完全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率先取得成功的地方。

其次，欧洲帝国主义在扩张时，不可避免地在亚洲封建社会中植入了资本主义的因素。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个原本不同的历史阶段，却被叠合进了同一个社会。因此亚洲人民的革命运动既有反对本国封建势力的资本主义因素，又有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因素。亚洲人民只有把反对本国封建势力与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获得解放，而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具备既反帝又反封建的双重因素。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充分地体现在了《二大宣言》中。关于帝国主义之间的不平衡性，《二大宣言》指出：“世界上的个个资本主义国际都必须获得最大的市场，来销售他过剩的商品、吸收他需要的原料，……因此夺取那些市场的竞争是免不掉的。竞争的结果，便须诉诸战争。”[11]

关于中国反封建革命对于国际反帝国主义的作用，《二大宣言》指出：“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浪潮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12]

反映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局图》

总之，《二大宣言》完全体现了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直到这时，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解答了：为什么中国这样的落后农业国家能够且应当成立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能在落后的农业国家做些什么？

第一，中国既是封建社会，又是半殖民地社会，只有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同时领导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中国革命同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平衡就表现为其代理人之间的不平衡，它既使得各路军阀的矛盾不可调和，又创造了中国社会内部的薄弱环节。只要抓住这个薄弱环节，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是完全可能的。

无产阶级政党想要在落后的农业国家获得成功就必须肩负起反帝与反封建的双重使命。为了肩负起这个双重使命，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走统一战线的道路。统一战线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它完全符合列宁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就国内而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决定了无产阶级不可能独立完成革命任务，它必须团结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一系列受封建主义压迫的力量。就国际而言，中国革命又具备反帝国主义、反国际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必须团结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解放力量。

1922年7月，广东海丰县赤山约第一个秘密农会成立，图自“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网站”。

中共二大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依据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正确判断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准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这些科学判断的基础上，中共二大提出了统一战线政策。

《二大宣言》强调：“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积极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13]这标志着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能够运用列宁主义原理，把资产阶级和农民看作自己的同盟军。

在此基础上，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议决案明确指出：在中国这种封建势力统治的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握在武人手里，法律和舆论都没有什么效力，所以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14]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拉开了统战历史的序幕，推动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统一战线——国民革命联合战线。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又相继建立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但无论统一战线的具体内容如何变化，始终都围绕着民主革命纲领，始终都立足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本性质，也始终都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真理。

参考文献：

[1]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东荪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3页。

[2]参见梁启超：《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饮冰室文集点校》第6册，吴松等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639页。

[3]蓝公武：《社会主义与中国》，《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第28-30页。

[4]参见张君劢、张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君劢卷》，翁贺凯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35页。

[5]江春（李达）：《张东荪现原形》，《民国日报》第4张“觉悟”，1920年11月7日，第4版。

[6]参见陈独秀：《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第20页。

[7]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4页。

[8]蓝公武：《社会主义与中国》，《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第28页。

[9]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69页。

[10]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658页。

[11]《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0-121页。

[12]《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27-128页。

[13]《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32页。

[14]《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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