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下地方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火热，但不得违规举债形成隐性债务这条“红线”，依然不得逾越。

7月29日，财政部公布八起融资平台公司违法违规融资新增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涉及陕西、黑龙江、贵州、江苏、安徽、山东、江西、重庆八地一些融资平台公司，公布违规举债手法及相关问责情况。今年5月财政部也曾公布隐性债务问责案例。

“这反映了官方担忧稳增长稳投资的当下，部分地方政府放松不得新增隐性债务‘红线’意识。”一位地方债专家告诉第一财经。

财政部表示，各地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责任，把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作为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和“红线”意识，坚决杜绝新增隐性债务。

2015年以前地方政府通过当地融资平台公司来为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融资。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后，国务院明确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地方举债只能通过发行政府债券。但实践中，地方政府通过平台公司违法违规举债情况时有发生，形成大量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隐性债务是指地方政府在法定政府债务限额之外，直接或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以及违法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的债务。

上述财政部公布八起融资平台公司问责案例，发生在2015年至2018年。

比如，2016年1月至2018年3月，陕西省延安市新区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延安新区市政公用有限公司将银行贷款等融资资金69.07亿元，按要求交由延安市新区管理委员会统筹使用，用于延安新区基础设施、道路工程等建设，截至2018年5月底，形成政府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36.8亿元，造成新增隐性债务。

中央财经大学温来成教授告诉第一财经，2015年新预算法等已经明令禁止地方违法违规举债，但上述八地相关部门、平台公司依然违法违规举债，通过违规担保、违规抵押等各种方式为政府融资，形成隐性债务。

“这也从侧面说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需要财政部门继续保持高压监管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形成威慑的效应，让地方政府官员不敢违规举债新增隐性债务。”温来成说。

其实此前财政、审计部门也公开披露过部分违法违规举债典型案例，其中大多数都出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手法也五花八门。

上海财经大学郑春荣教授告诉第一财经，从上述财政部8个典型案例来看，违规举债至少有三个主角。一个是想违规举债并使用资金的政府部门，包括财政局、开发区管委会等。二个是违规举债的“白手套”，即一些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目前一直没有完成治理整顿。

“第三个是配合违规融资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融资、债券融资以及理财产品融资等，由于审核不严，或者故意‘放水’，比如对公益性资产的价值评估、抵押品的不合法等，给了违规举债的可乘之机。”郑春荣说。

从上述八起典型案件违规举债手法来看，分别融资平台公司通过政府承诺、政府部门担保、抵押土地储备等公益性资产发债、质押政府购买服务协议约定的应收账款等方式，向金融机构违法违规融资。

比如，2016年7月，江苏省原洪泽县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现淮安市洪泽区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抵押包含3宗作为绿地广场、市民文化广场使用的地块在内的土地使用权，发行“16洪泽债”10亿元，造成新增隐性债务。

郑春荣表示，对于想要违规融资的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要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对于充当工具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要加快市场化转型，彻底剥离政府融资职能。对于提供违规融资的金融机构，也要加大惩罚力度和问责，包括暂停相关业务资质，促进整改。

事实上，中央从2018年发文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一方面是遏制地方新增隐性债务，经过几年高压整治，财政部表示初步遏制了隐性债务增长势头。

另一方面，中央要求各地积极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不少地方制定了五年至十年化债方案，其中财政实力雄厚的广东、北京、上海纳入了率先开展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工作，广东已经公开宣称完成实现存量隐性债务“清零”目标，成为全国首个无隐性债务省份。

今年6月财政部部长刘昆作《国务院关于2021年中央决算报告》时公开表示，压实地方责任，统筹资金、资产、资源和各类支持性政策措施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逐步降低风险水平。支持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体量大、财政实力强的地区率先开展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为全国其他地区全面化解隐性债务提供有益探索。

今年受疫情冲击、俄乌冲突等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各地发力稳增长，其中一大抓手是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有效投资稳经济。不过今年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出现明显下滑，尤其是土地出让收入受楼市低迷、开发商资金紧张等，大幅下滑。这也使得基建投资资金受到一定制约，一些人士担忧部分地方违规举债来为基建融资。

刘昆在上述《报告》中公开表示，要保持高压监管态势，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严禁违规变相举债上项目、铺摊子。健全监督问责机制，对违法违规举借债务、化债不实的，督促有关地方和部门严肃处理问责、形成震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大学教授、博导吉富星曾告诉第一财经，不能以应对疫情冲击、稳增长之名搞违规举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疏堵结合，“开前门、堵后门”，持续保持监管高压态势，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根据上述财政部对八地违规举债问责来看，各地违规举债情形不一，问责处罚结果也各有不同。

比如，对于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财政担保方式违法违规融资0.55亿元，该公司董事长张某某受到行政撤职处分；时任黔江区财政局局长卢也被撤职。

财政部表示，对相关责任人予以严肃问责，充分彰显了对隐性债务问题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各地区、各单位要从通报的典型案例中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引以为戒。

财政部称，各地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责任，把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作为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和“红线”意识，坚决杜绝新增隐性债务；持续加强融资平台公司管理，严禁与地方政府信用挂钩，严禁新设立融资平台公司，持续清理“空壳类”融资平台公司，加快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