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有人说子女是父母最好的作品，但其实，子女是父母的最佳倒影。
在整个体育界都在缅怀比尔-拉塞尔之际，我们不想再重复他生命中的无数辉煌成就——不论是在场上还是场下。透过他的女儿凯伦于1987年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把拉塞尔的为人和他所坚持的一切看得更清楚。1966年，父亲与他的合著者写出了他的第一本自传，《为荣耀而战》。而在1987年的今天，刚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我却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实现父母那代人的梦想。他们为种族融合斗争，为和平游行，为平等“静坐”。我想他们并不会天真到以为自己改变了世界，但我知道，他们一定希望我们这代人能够得到不一样的生活。事实上，我们的确做到了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但这依然不够。
我是特权出身的孩子。在各种方面，我都得到了太多机会——优质小学、在乔治城读了大学、所有人都鼓励我追求自己的抱负。我才刚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前途一片光明。毫无疑问，有些人会将我的成功归因为我是一名黑人女性。我是特权出身的孩子，但我很愤怒。米兰-昆德拉在《笑忘书》中写道，“人类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看起来，这场斗争在这个国家并未取得多少进展。我们已经进入了后民权运动、后女权主义时代，我能有今天，全是这两场运动的功劳。但另一方面，父母一代的梦想仍被我们念念不忘，依然没能成为现实。回到波士顿继续我的博士后工作，可能有点讽刺。我的父亲比尔-拉塞尔曾形容这座城市为美国种族主义最严重的地方。他是波士顿凯尔特人王朝的中锋，13年间拿下了11个总冠军。前不久，我才问他把我送来这里读书是否是个艰难的决定。1956年，当他第一次踏足波士顿，作为凯尔特人唯一一位黑人球员，球迷和体育评论员都对他释放出了最恶劣且肆无忌惮的偏见。1969年，他从NBA退役后就搬到了西海岸，从此在那里定居。但对于我的问题，他的回答出乎意料。“我是为凯尔特人打球，而不是为波士顿，就这么简单。”他说。“我能够把凯尔特人这支球队，与那座城市和那里的球迷区分开来。我把你送去哈佛，是认为你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希望你接受最好的教育，得到最好的人脉。我知道，你一定会遇到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件好事。如果你被保护得太好，我怕你太过天真。如果你被庇护太多，你可能就没有动力去帮助那些条件不如你优越的人们。”回顾我在哈佛的求学生涯，我想他并没说错。过去三年开阔了我的眼界，这远不只是因为法学院本身。我更加意识到财富、性别、地位的不平等是多么严重。种族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这代人背负的其他局限竟然还有那么多。事实上，我们这代人面对的，是一种新的种族主义（以及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这种歧视的形式更加隐晦，某种程度上也更加难以反抗。公开羞辱已是过去时，但近来仍有一些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事件发生，比如在纽约的霍华德海滩，比如在全国各地的大学校园。这些事件的导火索是什么？新的种族主义看似隐晦，可一旦突发对峙，它就立马现身了。还有洛杉矶道奇队副总裁阿尔-坎帕尼斯最近在ABC新闻节目《夜线》上发表的言论，他说黑人“可能不具备”在棒球界担任领导职位所需的“一些必要条件”。坎帕尼斯还说，其他一些领域也能证明黑人素质上的匮乏：黑人不擅长游泳，他说，“因为他们没有浮力。”（我已经预定了“我是黑人，我有浮力”的汽车保险杠贴纸。）坎帕尼斯的案例不只是你我习以为常、几乎成为下意识反应的种族主义。我真心觉得，他说这些话不一定有什么恶意，相反，他甚至可能不觉得自己是个种族主义者。但这重要吗？当一个充满善意和好心的自由派白人对我说，“凯伦，我真不明白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你是我的好友之一，我从来没把你当成黑人”这种话的时候，我该做出怎样的回应呢？这话隐藏的含义是，“我认同你是白人”，或者只是“我完全没想过你是什么人”。种族中立是个美好的概念，但我们距离实现这个概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现在，我希望人们接受我的前提，不是忽视我的种族。去年暑假，我去做律师助理，有一天，一位白人律师叫我去她的办公室。她笑着对我说，她的秘书——一位年轻的黑人女性——说我说话的样子“比白人更白人”。这让我很悲哀，那位年轻女性已经内化了社会对黑人的所有负面印象，以至于她觉得一个措辞清晰的人就是“外人”。这让我想起大学期间，我在分类广告里找公寓的经历。我打电话给一位女性讨论租房的细节，我问她去公寓的路，而她问我住在哪里。我说自己在乔治城大学，而她回答说：“你敢信乔治城的黑人有多泛滥吗？”我真不知道该做何反应，只能说，“嗯，实际上，我真敢信乔治城到处都是黑人，因为我碰巧也是。”电话那头一片寂静。最后，那位女性试图解释自己没有任何恶意。她非常尴尬，而且你们应该猜得到，她说，“我最好的一些朋友都是……”我对这里的最初记忆，就是在马布尔黑德的一天，父母的一位白人朋友带着我在海滩散步。当时我应该有三四岁了。一位白人男性从我们身边走过，看着我说，“你这个小黑鬼。”我当时还朝他微笑，而他继续说：“应该把你们这些黑狒狒都送回非洲。”我是转头看到了他的反应，才意识到这话很不对劲。我们住在麻省雷丁市一个以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为主的社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那里唯一的黑人家庭。除了两个哥哥，我就是学校里唯一的黑人小孩，这种感觉很诡异。我知道，我们和其他孩子不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上学。1968年，我们这些一年级生对当年的总统选举进行了一次模拟，老师一面计票，一面在黑板上记分。休伯特-汉弗莱有20票，理查德-尼克松有四五票，迪克-格雷戈里还有一票。班里其他孩子都没听过格雷戈里的名字。我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但我只是和他们一样，学着父母的样子投给了那个人而已。因为父亲是名人，我和哥哥们算是免去了种族主义的一些负面影响。但他的名气也让我们敏感多疑。有时候很难判断其他孩子喜欢或讨厌我们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父亲很有名才喜欢？还是因为我们是黑人才讨厌？
凯伦拉塞尔与她的父亲（图片摄于2018年）
我们家就是孩子口中那种“有趣”的地方——有很多好吃的和好玩的，有《致命一击》游戏，还有一个游泳池。朋友爱来我家，让我觉得自豪。他们看到父亲的荣誉柜都会啧啧称奇。其实，我们也一样。
一天晚上，我们刚结束为期三天的周末假期，回到家却发现被人抢劫了。房子里一团糟，墙上被喷了“黑鬼”大字。窃贼把啤酒都倒在台球桌上，泡烂了毡毯。父亲的荣誉柜被撬开，大部分奖杯都被打碎。我被眼前的混乱惊呆，大家都很愤怒。警察来了一会儿就走了。后来父母扯开被单，才发现窃贼还在他们的床上大小便。每次凯尔特人去客场比赛，都有人来我家搞破坏，打翻我们的垃圾桶。父亲去警察局投诉过。警察说浣熊才是始作俑者。于是他问警察到哪里申请持枪许可证。这下“浣熊”再也不敢来了。我们唯一一次真正感到恐惧，是在父亲为《周六晚邮报》撰写了一篇关于职业篮球种族主义问题的文章之后。他被起了一个绰号叫“Felton X”（译注：取自马尔科姆-X之名，他在民权运动期间被刺杀）。我们收到了恐吓信，父母通知了联邦调查局。这件事最令人震撼的地方在于，多年后，当国会通过了《信息自由法案》，父亲向联邦调查局索要了他的档案，发现档案中多次以这样的口吻形容他：“一个不肯给白人小孩签名的傲慢黑鬼。”父亲从不给人签名，因为他觉得签名是没有人情味的。他宁愿和别人握手，或者看着对方眼睛说一句，“很高兴认识你。”他这样的态度引来了种族主义攻击，谩骂之下则是最基本的隐私权问题。任何职业运动员——当然包括黑人——似乎都应为自己的名气心存感激。毫无顾忌地打扰，球迷坚持认为球员应该以个人名义感谢他们的支持，这些行为从未停止。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离家去乔治城上大学的那一天。在那之前，我从未离开父母任何一人超过两周，而现在，我却要搬到3000英里之外的地方读书。当时我在机场和亲朋道别，哭得特别厉害，连隐形眼镜都掉了出来。我拥抱了父亲，那是特别珍贵的温情时刻。没想到，一个男人走了过来，完全无视周遭的气氛，对父亲说，“你是威尔特-张伯伦，对吗？”我们都转过头看着他，觉得他像个疯子。他是来要签名的。父亲拒绝了。我一直很佩服父亲处理这些打扰行为的方式。他从不在价值观上妥协。向球迷或是因为他不是白人就给他更少代言费用的赞助商妥协要容易得多。但他不愿那么做。我一直在努力学习这样的品质。我和帕特里特-尤因是大学校友，他的球风总被拿来与父亲相比。就读乔治城大学之前，帕特里克在剑桥一所公立高中上学，距离哈佛校园只有几个街区。我很同情他的处境。在大学打比赛时，看台上那些按说应该是高素质的人总会举着牌子，上面写着：“帕特里特-尤因不识字”。父亲刚为凯尔特人效力时，球迷们称他为“巧克力男孩”、“浣熊侠”和“黑鬼”，什么绰号都有。差不多三十年过去了，尤因仍遭受相同的对待，某种程度上，我是目睹父亲的经历在重新上演。出于对他隐私的尊重，我从没跟帕特里克聊过这些。我自己跟父亲的公开场合见过人，因此知道帕特里克这样的球员有多难。别的不说，光是他们那2.06米的身高（编者注：后来尤因在NBA的报名身高为2.13米）就很难不引人注目了。这样的存在似乎令他人感到不适，每个人都好像觉得有必要找他们说话。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帕特里克知道，他不是孤单一人。当然，我在麻省的早年记忆并不全是糟糕的。每逢圣诞，棕熊队和凯尔特人队总会在波士顿花园为球员的小孩举办滑冰派对。凯尔特人球员的孩子一般都人高马大，因为重心高，所以不擅长滑冰。我们只能把椅子当作助行器，在冰面上慢慢推着滑。而棕熊队那边的小孩简直是天生的高手，厉害到恐怖的程度。我的家庭生活同样很精彩。有天晚上，父亲的朋友卡修斯-克雷（译注：后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还过来给我们上了拳击课。我们还得以结识凯尔特人管理层的成员。很久之后，这些朋友都欢迎我回到波士顿，在法学院读书期间，我经常到主场看凯尔特人的比赛。我喜欢花园球馆的气氛，喜欢看那些冠军旗帜。我真为它们骄傲。而且，见到父亲的老队友也很开心，比如父亲的大学室友KC-琼斯主教练，还有球队总裁里德-奥尔巴赫。他们都还记得我小时候的样子，也为我骄傲，就像父亲同样为他们孩子骄傲一样。不过，奥尔巴赫可能比较严厉，他总会问我为什么没在家学习。他不止一次告诉我，父亲有时候特别懒，话里的暗示再明显不过了。从1967年开始到退役的两年后，父亲在凯尔特人既是球员也是教练，成为了NBA历史上第一位黑人主帅。那之后几年，他去了洛杉矶KABC电视台工作；1973年成为西雅图超音速的主教练和总经理。多年来，他曾为ABC电视台、CBS体育台以及泰德-特纳（译注：CNN创始人）的“超级电视台”WTBS工作。今年4月，他被任命为萨克拉门托国王队主帅。他还很有可能最终成为国王的总经理和总裁，若真如此，他将会是NBA史上首位黑人总裁。（译注：遗憾的是拉塞尔在国王任职的经历十分短暂，执教战绩仅为17胜41负。后担任经理也并不长久，从未升至总裁。）在父亲还在凯尔特人效力的时候，母亲在家做全职妈妈。她一直都是个极具创造力并且性格外向的人，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我们开始上学之前，她就培养了我们阅读的习惯，后来这成为我唯一的兴趣所在。为了让我去玩，她甚至会把我锁在门外。）等到父母在60年代末分手，母亲做过各种各样的职业。他现在住在加州一个小镇，成了一名佛教徒，因为友善而富有同情心的性格，整个社区都知道她的名字。我第一次接触西海岸是在1973年，当时父母离了婚，我和父亲一起生活在西雅图的富裕郊区默瑟岛。这回我们附近有了五六个黑人家庭，而六年级的我还是学校里唯一一个黑人小孩。在默瑟岛，我们也会被警察找麻烦。每当黑人开车上岛，警察的巡逻队都会跟着，不管这辆车和这个司机都多眼熟。直到最近，在被威胁提起歧视诉讼，以及岛上黑人家庭的多次投诉之后，这种行为才终于消停下来。我家关于汽车的故事有很多。有一次，在1978年，我和两个哥哥比尔二世、雅各布，还有另一个朋友开着父亲的新款劳斯莱斯从纽约去到西雅图。他们一度无端端被警察拦截并搜查。他们也都记得沿途在停车点引起了多少人的侧目。父亲在1979年出版的回忆录《第二阵风》中曾讲述自己在洛杉矶驾驶兰博基尼被警察拦下的经历，同样没有明确的原因。当他问警察到底有何贵干的时候，警察告诉他，无线电警报里说要找一辆同型号的车。“那是什么车？”父亲问道。警察说不出来。很遗憾，那辆车引擎盖上没写兰博基尼几个字。如今，旧时的种族主义似乎随时准备卷土重来。在60年代，父母这代人在高唱《我们终将胜利》（译注：这首福音歌曲在美国民权运动时期变成抗议歌曲）时，对未来的期盼跟我们是不一样的。1963年，也就是我出生的一年后，“向华盛顿进军”也是朝着种族融合这一崇高目标的进军。有种共识是我们可以建设新的社区，建立新的连结。不只是黑人能分到蛋糕，而是蛋糕变得更大了。女性、黑人、西裔和亚裔都将进入社会主流，实践美国梦。但现在，钟摆已经摆向了另一个方向。以里根总统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运动（译注：里根政府被视为共和党保守主义路线变化的起点，与后来的特朗普政府一脉相承）似乎正引领着收紧的道路。在我看来，“让我们使美国再次伟大”（编者注：没错，这句话原创是里根）的口号是可怕的。这些人想倒退到什么地步？如果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意味着贫困底层永远存在，我不确定自己想要这种伟大。如果这意味着以牺牲社会发展项目为代价去建设惊人的军事力量，我不确定自己愿意支持。在法学院，我认识了一群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抗议者，以及“反霸权阵线”成员，这是一个松散的左翼组织。我还有一些朋友，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我极不认可的。有时我会被富人或名人的孩子所吸引，因为能从他们身上找到一种直接的共性；我们都知道如何保护彼此。克里斯-肯尼迪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是伊塞尔和已故的罗伯特-肯尼迪（译注：肯尼迪总统之弟，曾任美国司法部长，于1968年赢得国会初选后被刺杀。）我们互相介绍的时候从来不说姓氏，因为我们讨厌那些只记得我们姓的人。在顺利毕业并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后，我将进入迈克尔-杜卡基斯州长（译注：麻省州长，获得了1988年大选的民主党提名，但输给了老布什，是美国政坛资历颇深的左派）的总统竞选团队工作。我有些比较激进的朋友会说，为了让体制内听到自己的声音，我这么做是在出卖自己的灵魂。黑人似乎不得不做出两难的选择，要么被拉拢，要么失去代表的声音。我不觉得我的考量与这两种描述都沾边。我没有什么妙招。就个人而言，我会让对方解释某一特定言论或玩笑的含义。当我在纽约打不到出租车——这种事很常见，因为司机“不愿去哈莱姆区（译注：即黑人聚居区，也是犯罪和贫困的主要中心）”——的时候，我会记下执业牌照号码，如有必要提出投诉。在更大的层面上，我愿与其他人一起努力，解决黑人中产和底层之间差距日益扩大的难题。我们这代人要想推进种族平等事业，就必须缩小这一差距。就像许多从小习惯了舒适生活的许多中产孩子一样，我也必须努力在实现富裕生活的愿望和更多理想主义目标的愿望之间求得平衡。我不愿被当作装点门面的象征符号。如果取得成功，我不希望被当作武器，来打击那些得不到和我一样机会的黑人的诉求。我不希望别人在提到我时说：“看呀，她都成功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机会均等的世界。如果你没能成功，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我还担心这篇文章可能引发的反响。大学期间，我有一次走在街上，遇到一位摄影师，他问我是否可以为《华盛顿邮报》时尚版拍个照。照片登报后，上面配文说我是模特经纪公司的员工——的确如此，只不过是做经纪人。随后发生了两件事。有些人找我约会，我没理。我还收到了一封信，里面附有详细的人体描述，称我是个“贱人黑鬼，没资格展示你丑陋的身体”。那样的文章还能为我带来怎样的回信和评论呢？虽然我是作为个体在发言，但我依然承受了被他人去人格化、甚至是去人性化的危险。爸爸曾告诉我，他从来听不到嘘声，因为他也从来不听欢呼。他是为了自己这么做。我猜我也必须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