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于娜 北京报道

看似不值多少钱的试剂，却成为供应商“围猎”检验科主任的利器。

近日，广德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结广德市人民医院原外联办工作人员徐东升受贿罪一案，经查，徐东升在担任原广德县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非法收受好处费共计人民币249.29万元。

以往医疗机构的检验科并不是反腐的重点关注对象，但是近年来却成为商业贿赂的“重灾区”，多名检验科主任相继落马，非法收受体外诊断试剂公司好处费的案件屡见不鲜。今年以来，仅在医疗医药产业大省四川，就已经有几家公立医院的检验科主任被查。

“体外诊断产品严重依赖医疗机构市场导致‘带金销售’屡禁不止。”医药产业战略顾问周树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医药企业主动向检验科主任行贿，主要是为了能够获得向医院销售试剂耗材的机会，深入推进医药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和行贿受贿一起查是斩断购销黑色利益链条的突破口。

检验科成商业贿赂“重灾区”

经审理查明，2009年底至2017年10月，被告人徐东升在担任原广德县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期间，利用其在医疗试剂耗材申报采购申请、建议、推荐等职务上的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249.29万元。另查明，徐东升在接受监察机关调查期间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案发后其家属代为向监察机关退缴全部赃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徐东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牟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徐东升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案发后退还全部赃款，且在羁押期间表现良好，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徐东升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并签字具结，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法院遂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徐东升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对被告人徐东升受贿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此外，今年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已经多次通报医疗反腐、药品回扣等问题，除了多名医院院长、副院长落马外，其中医院检验科的负责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据安徽纪检监察网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南区检验科原主任叶书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百年名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前身为合肥基督医院，始建于1898年，如今已发展成为省级大型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并有诸多荣誉加身，如在2020年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排名第22位，等级A+；在2022年自然指数(Nature Index)年度榜单中，位列全球医疗机构第45位，中国医疗机构第7位。

而在另一个医疗医药产业大省四川，今年以来已经有几家医院检验科主任落马，涉及问题均指向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耗材公司经销商等钱财。

5月，攀枝花市纪委监委官微“花城廉韵”发布消息，攀枝花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原主任张利军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经查，张利军理想信念丧失，法纪意识淡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数额巨大。简历显示，张利军任检验科主任长达10年时间。张利军已由东区监委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4月8日，中国检察网公布一审判决信息，针对原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袁平宗受贿一案，威远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袁平宗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零8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在2011年1月被批准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去年，四川省阿坝州人民医院医疗腐败窝案也曾轰动一时，被查的检验科主任罗某雷在2009年至2018年任职期间，在试剂采购等方面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他人现金120.8万元、大众牌宝来轿车一辆。

因罗某雷认罪认罚，退还全部涉案款物，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罗某雷家属代为其预交罚金，金川县人民法院从轻处罚，判处罗某雷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

在大部分人看来，医疗机构的商业贿赂应当更多的集中在骨科、心内科、影像、放射科等涉及大型设备和高值耗材的部门科室，而检验科涉及的无非是抽血验尿之类的小耗材试剂，如何从采购中谋取大数额的“回扣”呢？

“虽然检验科耗材看起来并不值钱，但每天检测项目多，试剂消耗量巨大。”吉林省一家医院的退休医生周丹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别看一张试纸的回扣不起眼，但日积月累，长久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额。”

试剂供应商与医院招采的“博弈”

在一个个医院检验科主任落马背后，国内体外诊断行业中暴露的带金销售“潜规则”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公开资料显示，体外诊断，即IVD，是指在人体之外，通过对人体样本(血液、体液、组织等)进行检测而获取临床诊断信息，进而判断疾病或机体功能的产品和服务。

中国的IVD市场起步晚，但成长速度较快。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统计数据，我国体外诊断市场规模从2016年的450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864亿元，占医疗器械市场规模的比例从2016年的12.2%增长到2019年的13.9%。业界预计未来生化诊断试剂市场和免疫诊断试剂市场仍将会是其中最大的两个市场，合计占市场份额的60%。

伴随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的需求扩容，我国体外诊断行业不论是技术还是规模都变化迅速，同时体外诊断渠道竞争压力也不断增加。目前我国共有一千余家体外诊断（IVD）生产企业。

检验医学是体外诊断行业的“用户”和“市场”，其中医疗机构占到90%以上的市场份额，这也导致体外诊断企业对医院渠道销售的高度依赖，让它们不惜代价去“围猎”医院的相关科室负责人。仅在四川省阿坝州人民医院原检验科主任罗某雷受贿案中，就有十几家体外诊断仪器和试剂生产企业卷入其中。

周丹向《华夏时报》记者介绍，医院在采购检验仪器和试剂时，通常是由检验科向设备科或招采办提出建议品牌，再由后者签订合同，约定品种和单价。至于推荐哪些供应商产品的权力就掌握在检验科负责人手中，在实际操作中，检验科负责人决定使用哪家公司的试剂更是一句话的事。

与此同时，因为检测试剂等材料种类繁多，涉及厂商经销商数量大，有的地区的医疗机构无需采用统一招标的形式，这也给一些供应商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

体外诊断产品集采势在必行。2021年，四川省医疗保障局曾发布了《四川省医药机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实施方案》，特别指出，除清洗液外的全部体外诊断试剂纳入我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范围，且全面执行最低价。后续根据临床需要，动态调整集中采购目录，逐步将全省医药机构所需医用耗材全部纳入四川省药械集中采购及医药价格监管平台进行采购。

但是也有企业对集采降价采取消极态度。10月8日，江苏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公示拟撤销挂网医用耗材的通知》。撤网产品包括补片、试剂、护套介入系统等共47种，产品来自强生、康蒂思、安图生物等21家医药器械企业。

除一款试剂以外，多数耗材的撤网原因为企业申请。据江苏省8月发布的《关于公示拟撤销挂网医用耗材的通知》，企业申请撤销挂网的，一年内不得新增产品申报挂网，或通过信息变更增加规格型号。

周树认为，集中采购以价换量使得体外诊断行业以往不合理流通渠道造成的“带金销售”现象明显下降，但是可能一部分企业和产品还是“漏网之鱼”，随着集采广度深度的不断推进，留给企业的灰色利益空间将会越来越小。

见习编辑：颜源 主编：陈岩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