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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乌克兰危机迅速升级。先是“北溪”天然气管道泄漏，疑窦丛生，引发各方猜测。10月8日，克里米亚大桥发生爆炸。次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召开会议，将此定性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恐怖袭击，并于10月10日采取强硬反击手段，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随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后向西方国家领导人求援。七国集团领导人10月11日举行会议，发表声明承诺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财政支持。延宕了七个多月的乌克兰危机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引发各方关切。欧洲身处舆论风暴眼，日益走向分裂与对抗的边缘，饱受多重困境的折磨。

“零和”困境

首先，欧洲整体安全陷入“零和”困境。乌克兰危机破坏了原有欧洲安全架构。欧洲国家在享受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之后，再度深陷安全困境。

欧盟与俄罗斯原本就互信不足，在美国主导的西方整体氛围下，“反俄”日渐成为“政治正确”。欧洲整体无法满足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切，舆论甚至无法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这无疑又将加剧欧盟与俄罗斯严重对立。

俄罗斯自视为欧洲一部分，一度致力于融入欧洲，冀图在欧洲整体安全上与欧盟实现“双赢”，如今“欧洲梦”已基本破碎。危机愈演愈烈，梁子越结越大，仇怨越来越深。如此恶性循环之下，地缘安全的“零和”思维已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使欧盟与俄罗斯都骑虎难下，将产生更多外溢效应。

一是欧盟和俄罗斯都将加大在乌克兰军事投入，拉锯战或成常态。美西方已向乌克兰提供导弹、军机、装甲车等大量武器。德国下阶段可能还将向乌克兰交付坦克、火炮等重型武器。七国集团表示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援。普京也签署了局部动员令，摆出了血战到底的姿态。

二是欧洲军备竞赛更加激烈。在美国煽风点火之下，欧洲正迎来二战后最大规模军备竞赛潮。已有德国、瑞典、丹麦等30多个国家宣布增加军费开支，又走上了比拼“坚船利炮”的历史老路。

三是核战争风险阴云不散。普京继2月下令将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威慑力量置于高度警戒状态之后，9月再次暗示将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护俄罗斯领土完整。前总统梅德维杰夫更是表示俄罗斯将使用战术核武器甚至战略核武器来保卫俄罗斯新获取的领土。北约则不顾俄方警告，于10月11日宣布将在下周举行名为“坚定正午”的核威慑力量演习。欧洲核战争风险达到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新高，这也刺激了部分核边缘国家拥核决心，推动一些中小国家加入具有核能力的军事集团，为全球安全都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民粹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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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欧洲政治再度面临“民粹”困境。民粹主义是欧洲政治的“毒瘤”，几经起伏，仍难根除。新冠疫情暴发后，欧洲民粹政治势力一度遭遇重创。因为应对疫情考验着国家治理能力以及与国际社会的协调合作，需要各国领导人高效决策、专业技术人才全面参与以及民众的理解与团结。而民粹主义政客大多缺乏执政经验，一味煽动对立和反智主义，解决不了疫情带来的问题，暴露了自身“能动口不能动手”的软肋与不足。疫情冲击下，欧洲民粹主义浪潮有减弱甚至式微的趋势。

但乌克兰危机改变了这种趋势。一方面，难/移民问题刺激了欧洲民众的敏感神经。据统计，俄乌冲突已造成至少1000万乌克兰难民，其中400多万人涌入欧洲国家。这可能是二战以来欧洲规模最大的一次难民潮，欧洲正面临着2015年难民潮后另一次极限考验。难/移民问题历来是欧洲民粹主义打牌做牌的重要抓手，是其政治势力赖以快速崛起的土壤。欧洲的极右势力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绝处逢生的机会。

另一方面，对俄罗斯的攻击抹黑引发部分民众的思想反弹。由于历史、地理与战略等因素影响，欧盟内部各国传统上对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存在较大差异。波罗的海三国、中东欧国家等前苏联和华约成员以及北欧国家对俄罗斯有较深疑惧，始终将俄罗斯因素作为自身安全的压倒性考量，因此这些国家也大力主张遏俄弱俄。法国、德国等欧盟大国在与俄罗斯关系上较为中立，更多从欧盟整体利益平衡考虑经济、能源及其它因素。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对俄罗斯相对积极，主张与俄罗斯保持对话，要考虑俄罗斯的关切等。

随着乌克兰危机加剧，欧洲建制派将俄罗斯称为“侵略者”、“凶手”、“杀人犯”，抹杀了此前欧洲不同地区对俄罗斯的态度差异。这就为极右民粹势力进行政治运作提供了操弄空间。于是，在反建制派、民粹、极右势力的叙事中，他人的酒被借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俄罗斯成为“保守派的雄狮”、“民族利益捍卫者”，帮着他们赚取民意支持。

欧洲民粹主义势力在欧洲政坛上乘势而起。在4月的法国总统选举中，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强势杀入第二轮；9月的瑞典大选中，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跃升为议会第二大党，成为大赢家；9月下旬的意大利议会选举中，意大利兄弟党领袖梅洛尼所领导的保守派联盟在选举中获胜，她或将成为意大利自二战以来担任极右翼政府首脑的首位女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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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堪忧

第三，欧洲经济被拖入“下行”困境。欧洲能源供给长期对俄罗斯依赖度高，此前40%的天然气和30%的石油都是从俄罗斯进口。乌克兰危机直接冲击欧洲能源供给，而能源短缺导致的价格上涨很快传导至其它行业，比如食品、化工、机电等。生产上，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工业强国遭遇滑铁卢，德国二季度经济甚至出现停滞。消费上更是“通胀猛于虎”，欧洲民众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纷纷感叹“凛冬将至”。购买煤炭、木材准备取暖过冬的人有之，因食品价格高企只吃两顿饭勉强果腹的人有之，因失业付不起房租被迫寄居贫民窟的人有之。

供应紧张、通胀居高不下本已让欧洲经济在困境中蹒跚难行，而美联储激进的加息政策更是雪上加霜，从资本流动、汇率和通胀三方面进一步加剧欧洲困境。美联储为控制通胀而不计代价地持续激进加息，欧央行将被迫跟进，但难持续，力度也无法跟上。寻求短期回报的资金将抛欧就美，令欧元汇率承压。在美国货币紧缩政策下，欧洲经济下行压力、欧盟贸易结构恶化等因素叠加共振，可能放大欧美资本流动产生的重大影响，导致欧元进一步贬值。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升级，则又强化资本对欧洲经济的悲观预期，将给欧洲带来更多金融动荡。如果连锁效应导致欧洲企业破产和债务违约增加，那么欧洲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面临巨大风险。

路在何方？

第四，欧盟机构竭力应对“发展”困境。欧盟机构在乌克兰危机之下表面维持了团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长袖善舞，借危机强化欧盟权力，塑造了自身“战时领导人”的强人形象。但欧盟自身发展问题，无论是对外扩大，还是对内推进一体化进程，仍然阻力重重，难言乐观。

乌克兰危机之初，乌克兰向欧盟提交了入盟申请，此事也被破例提到议事日程，使欧盟扩大问题再次得到世界瞩目。但现实情况下，无论是乌克兰还是西巴尔干国家，在加入欧盟问题上还将经历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曾透露“乌克兰入盟可能需要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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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欧盟扩大的势头，也为希望入盟的国家提供信心，马克龙提出了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并于10月6日在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召开了首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此举被欧洲部分智库认为是欧盟在乌克兰危机之下欲摆脱自身发展困境的应激产物，也是更好发挥“地缘政治欧洲”影响力的新尝试。但更多评论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所谓欧洲政治共同体过于松散，只是欧盟精英在欧盟扩大受阻情况下为泛欧势力画出难以充饥的蛋糕，最终将沦为鲜有影响力的清谈俱乐部，对欧盟扩大毫无裨益。

欧洲一体化进程亦是举步维艰。欧盟内部东西矛盾虽有所缓和，但在一体化进程中的权力移交问题上仍然争执不休。2022年是“欧洲防务年”，被寄予厚望的防务一体化在乌克兰危机刺激下有所进展。3月24日欧盟首脑峰会通过了《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各方就加强防务一体化达成新共识，包括建立一支由5000人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强调，欧洲必须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硬安全力量”。

但随着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各方投入不断加大，欧盟意识到欧洲安全根本离不开美国和北约。北约不再“过时”，也没有“脑死亡”，还是“挡住俄国人”的不二选择。欧盟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不降反升，要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依然任重道远。欧洲防务一体化之路只能在为北约提供“补充力量”的路上小步慢走，而且注定荆棘载途。

纵观历史，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欧洲安全事关全球安全，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解决欧洲诸多安全困境的关键在于增进关键各方的政治互信，减少不确定性，防止战略误判。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诸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阐述了“六个坚持”，强调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在全球安全倡议指引下，各国共同塑造包容、合作、共享的安全治理机制，构建具有权威和高效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这才是解决乌克兰危机、实现欧洲共同安全的根本之道。

（邱静，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