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在保护环境、发展绿色经济方面也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提出了具有全球意义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在未来的“高水平改革开放”中，中国会有怎样的新发展模式，特别是如何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旧金山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所高级主管肖恩·伦道夫分享了他的观点。

观察者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众多发展因素中，您认为中国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肖恩·伦道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接受了市场定价体系，在部分重要领域向外国开放投资，以及鼓励企业家追求他们的抱负，特别是在科技领域。一些企业家创办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因其在技术和满足市场需求方面的创新而广受认可。

同样地，改革开放吸引了苹果、高通和特斯拉等海外公司，这些公司为中国国内市场和全球市场生产。促成这类投资，便得以增加就业，并帮助市场发展，同时在竞争中提高了消费者对质量标准的期望。

中国的低成本是对海外公司最初的吸引力，但今天更大的因素是其国内市场。

观察者网：中国为什么提出“高水平改革开放”的概念？在高水平的改革开放中，它想应对什么样的国内和全球挑战？可能会采取什么措施？

肖恩·伦道夫：最初提出改革开放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清楚地看到，在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下，中国永远无法达到西方所达到的增长水平，并且在竞争上会落后。

同样清楚的是，如果没有这种增长，就业和收入将继续停滞不前。如果民众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如果中国的大量人口没有得到生产力更高的就业机会，这就会引发国内治理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提高竞争力，中国还需要西方的技术，这需要打开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门。

改革开放这套做法运作良好。然而，中国以外的许多人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不会对国有企业的依赖越来越大？这似乎与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趋势背道而驰。或者政府更直接地参与商业决策，会不会违背市场并扭曲了在中国运营的海外公司的竞争环境？

从某种局外人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如何更好地延续，以及未来将走向何方，似乎尚无定论。

因此，要注意避免削弱企业家的活力，而这一直是中国在技术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关键。

中国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和创新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要继续保有积极的全球合作伙伴，以维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观察者网：新发展模式最近被广泛讨论，尤其是在房地产行业。您如何评价房地产在中国经济崛起中的作用？新发展模式会是什么样？

肖恩·伦道夫：房地产行业一直是增长的重要动力和个人财富的支柱。部分地区存在过度建设和投机性金融，这些变化可能限制其未来对经济的贡献。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一个增速已经放缓的经济体中，需要找到未来的增长点。

观察者网：不仅建筑业，相当一部分制造业也被视为不环保。中国现在领先的光伏产业为我们提供了绿色能源，但它本身也可能产生污染。我们如何才能发展真正的“绿色经济”？政府如何在不违反WTO等贸易规则的情况下支持绿色产业？

中国帮助埃及建设光伏电站，图片来源：新华国际

肖恩·伦道夫：中国给出了重大承诺，并在部署可再生能源和推广电动汽车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与其他国家一样，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但也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因为中国现在较大程度上仍得继续依赖煤炭等化石燃料，并且继续在海外完成既定的燃煤电厂建设。

日积月累的环境问题仍然很严重，气候变化使情况变得更糟。中国宣布的碳减排目标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但其他许多国家也做出了更雄心勃勃的承诺。当然，需要权衡的是，如何平衡气候和经济发展的优先事项。

中国和美国（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在提升能源效率方面有着成功合作的历史。未来，一项对所有人都有帮助的措施是，达成关于环境技术和服务自由贸易的全球协议，该协议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开放最好的技术。

观察者网：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吸取了发达国家的许多教训。然而，它仍然经历了污染问题突出的艰难时期。人类发展可以避免这样情况吗？中国多年前就注意到了污染问题，但在过去某段时间内，治理的动力并不大，为什么最终做出了改变？

肖恩·伦道夫：大多数国家都遵循了类似的工业化道路，在此过程中破坏了环境，并试图清理污染。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可以避免，但利用当今可用的技术，可以减轻工业化的许多影响。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它之前的环境恶化已经相当严重，扭转这种情况需要时间，而且短期内会产生相当大的成本。但如果不采取积极行动，长期来看成本更大。

观察者网：除了污染治理，中国在恢复植被覆盖方面取得了进展，并将在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上发挥重要作用。一些人认为，西方的倡导者只会通过他们的活动、会议和航班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而中国人正在做实际的事情。你怎么看？

库布其沙漠治沙成果，图片来源：光明网

肖恩·伦道夫：无论在何处，森林植被的恢复都是有积极意义的。目前有许多推动植被恢复的社会活动和“碳抵消”计划，但需要对其实际效果进行监测。

观察者网：中国宣布战胜了绝对贫困。然而，当人们变得更富有时，他们可能会增加消费和碳足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发展是否存在矛盾？如何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同时控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对于中国如何保持平衡，你有进一步的建议吗？

肖恩·伦道夫：许多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城市化（随着收入的增加）往往会改进能源消耗的情况和能源效率。这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有许多可用的政策和技术（例如，改进建筑物的能源管理），可以在控制排放的同时支持增长。因此，这些事项并不必然是相互排斥的。

观察者网：还有人认为，讨论畜牧业对碳排放和森林砍伐的影响是一个“阴谋”，目的是阻止中国人（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吃更多的肉，尽管他们的人均肉类消费量还远低于发达国家。你如何看待这个有争议的话题？

肖恩·伦道夫：关于畜牧业碳排放的问题，我不认为背后有任何阴谋阻止中国人吃更多的肉。牲畜是重要的碳排放源，这只是事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植物蛋白（肉类替代品）开始流行。在改变牲畜食用的食物（如改用海藻）以减少甲烷排放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功。

观察者网：有些争议的产生，可能是因为各大国已经处于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当大国为自己的利益争斗，而不是为全人类的利益合作时，如何全面地理解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累计碳排放量及各国在这些问题上相应的责任？如何说服他人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

肖恩·伦道夫：碳排放显然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最终气候变化会改变每个人——通过高温、干旱、火灾（我们在加利福尼亚遇到这个问题）及其对经济和健康的影响。这是无法逃避的，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责任。

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中国和欧盟——尤其需要带头。无论我们可能要处理什么其他问题，控制碳排放都需要协作，并商定测量、评估的体系。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的问题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没多少意义，我们需要能够更好地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措施，还需要更大的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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