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陈玖阳

成为一名陪诊师意味着什么？

或许每个人都能给出不同的答案。在网络视频里，陪诊师被描述为“陪人看病”， “有腿就行”， 无需门槛和经验，只需替病人排队、挂号、看医生和缴费的心动职业。在医院保安眼里，陪诊师和医院黄牛无异。

但在陪诊师肖婷和大杨看来，除了“贩卖时间“陪伴病人外，陪诊师还是一个需要专业知识的服务行业，有机会帮助更多的人。嘉嘉认为，在家乡做陪诊，给了自己经济自由和陪伴父母的机会。

据美团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老人陪诊”等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达424%，订单量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陪诊服务的线上搜索热度已同比猛增1152%。

陪诊行业热门的背后，是病患在复杂的就诊程序，漫长的排队，等待的煎熬中，主动选择“临时家属”陪同，而陪诊师也可以在这期间，握住病人的手，共同面对病痛。

孤独患者的陪伴

肖婷得阑尾炎的时候一个人挂了三次号。疼痛感是从下午六点袭来的，她捂着肚子从家中慌忙爬起赶去医院，当时被诊断为痛经。

疼痛渐渐蔓延，在经历了漫长的20个小时后，肖婷再次从床上爬起时，已无法直起身，每走一步都有被狠戳的刺痛，她只能选择弯腰前进。即便将身体弯曲，她也疼到只想“把肚子赶紧掏出来”。

从内科转妇科，又回到外科。医生触诊时按她的肚子，哪哪都痛，最后诊断阑尾已经破裂穿孔，形成了腹膜炎，而腹膜炎的下一步，就是败血症和休克，甚至死亡。

那个盛夏的下午，肖婷的冷汗早已浸湿衣服，她弯着腰把挂号、缴费、排队、看病这些繁杂的流程前前后后走了四遍，每走一步，都让疼痛再多加一分。

那时，肖婷希望身边有个人至少能有帮她把手续办好，她可能就不会那么痛了。

这还不是肖婷离死亡最近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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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被告知疑似患有甲状腺癌，要确诊就得先做病理组织检验。那天是周一，朋友都在上班，她一个人到了医院，看着医务人员把四根针扎进皮肤，“捅来捅去”以取得病理组织做活检。

得知确诊的消息，也是她一个人。“那瞬间，人是懵的，腿是软的。”而身边，没人能握住她颤抖的手。

现在，有过病痛经历的肖婷成为那个陪在患者身边，当对方感到恐惧时能够握住患者的手的人。

和肖婷的经历类似，嘉嘉做陪诊师的初衷是为了能陪在年迈的父母身边。

父母在荆州，她在武汉餐饮集团做管理类工作。直到听说父亲患腰椎病，因为弯不下腰穿不上裤子时，恳求护工说：“你能不能帮帮我，我女儿也是学护理学的，她在外地回不来”。她立即驱车赶回荆州，并决定回到家乡工作，而这件事，也是促使她成为陪诊师的重要原因。

是陪诊师，也是倾听者

肖婷最早是在短视频上知道“陪诊师”的。视频里的人说，成为陪诊师不需要经验，也没什么门槛——帮患者跑腿、排队、拿药和取报告，经验丰富的还可为异地就医的患者提供上门接送问诊或代问诊的服务，有月入过万的可能。她心动了。

但搜索下来，肖婷发现本地专业的陪诊公司并不多，平台上只有两三家陪诊公司在招聘且近日活跃。而入职陪诊初创公司后，她发现公司没有建立完整的培训体系，也不擅长营销推广，因此难以获得客源。

肖婷决定单干，她认为，陪诊本质上是服务业，需要耐心和共情心。因此，除了简单的挂号、排队、缴费、取报告等服务外，她会选择提前在包中装水、零食和纸巾等，在患者需要的时候双手奉上。

在她看来，穿工作服和送患者到停车场或公交站点也应是行业规范。定价陪诊全天398元，半天199元。这样的定价在陪诊行业内是正常收费，

除了服务本身，营销也是陪诊师生意的重要一环。除了在社交媒体发布陪诊日常外，嘉嘉还会选择去医院遛狗，给附近的老人发传单。操着一口本地方言的她很容易就获得老人的信任。但她常常会被医院保安阻拦，在他们眼里，自己和“黄牛”没什么两样。

但肖婷和嘉嘉并不这么认为。她们认为，除了陪诊本身外，陪诊师能为患者提供情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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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妈，是行业里公认需要提供双重支持的群体之一。在医院就诊时，宝妈常要一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拿着一大包检查单和奶瓶、尿不湿、衣服等生活物品，儿童医院常没有座位，宝妈时不时带着孩子去外面转一圈哄一哄。否则，诊室可能会充斥着孩子尖锐的哭声。

最辛苦的是孩子打点滴时上厕所，宝妈们常需要一手拿着点滴，一手去上厕所，还要同时照顾孩子，这些工作“三头六臂都不够”。而陪诊师在此刻，就会帮忙哄孩子拿生活物品，为疲惫的妈妈换来一点喘口气的时间。

陪诊师还得当倾听者。焦虑、自责、委屈，是宝妈常有的情绪，比如拿到的号是早上10点，尽管肖婷会提醒她们提前30分钟到就行，但她们依然会在早上8点就去诊室门口排队，目的就是想着能让孩子早点看上病。肖婷就会变成倾听者，用上自己当儿童保健医生的经历，为她们出谋划策。“这些情感支持，甚至可能是陪诊最重要的部分”。

肖婷喜欢和不同的人聊天，听老人聊育家长里短，听宝妈聊育儿，听年轻人聊工作和爱好。小时候的她不爱读书，在老家读专科，能选择的专业也只有汽修，幼师和护士。她觉得自己的人生路径太局限了，而陪诊能接触更多的人，她眼前的世界好像也被拓宽了。

当患者的临时家属

大杨是医学生，是检验科医生，也是兼职陪诊师。她发现对一些人来说，医院是恐惧的代名词，人们在医院总能感受到病痛和生命流逝的痕迹，年纪大的人，多数都不懂医院复杂的流程，在他们眼中，医院的色彩“是一抹黑”。而她兼职做陪诊的师的初衷，就是希望病患来医院不用再慌张害怕。

陪诊圈内有很多不成文的规矩，通常不接传染病、急性病等的陪诊，也有人会拒接精神类病人，因为和那些身体上的疾病比起来，精神类疾病发作更难控制。

而大杨两次都选择成为精神病患者的“临时家人”。

第一次，是“扮演”抑郁症患者李阿姨的“女儿”。在接订单之前，大杨纠结了很久。一方面，大杨担心在陪诊过程中病患突然发病该怎么办，万一发病时有过激行为，又该怎么办？

但另一方面她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曾患有精神疾病，发病时眼睛会木木的盯着前方，连女儿的名字和相貌都不记得，只是直勾勾地问，“你是谁”？她很能理解李阿姨和家属的状态，恻隐之心占了上风，她决定看看再说。

见了面，大杨发现，李阿姨和自己妈妈很像，都是“很普通，很老实，很无助”的农村女人。但大杨发现，无论如何和她套近乎，对方只会看着前方，身体直直的坐着，面无表情地紧紧抱住自己的包。大杨问她中午吃什么？最近怎么样，得到的回应只有“嗯”和“好”。

转折发生在进诊室面诊之前。大杨安慰阿姨说：“你别害怕，咱们一块进去。”她没有抗拒大杨握上来的手，大杨发现，李阿姨的手，是温热的。

大杨感觉坚冰在逐渐融化。在等待取药时，李阿姨慢慢打开了话匣。她和老伴从农村来到城市，替忙碌的儿子看护两个孙女。老伴不怎么管孩子，六口人的家务和照顾孩子的重担就落到了她一个人身上。

以前特别爱跳广场舞的李阿姨，渐渐失去了力气。她不再出门，从早到晚对着角落发呆；觉得孩子的喊叫特别吵闹，想逃离，却又无处可去。

城市的生活不像老家那样是旷野，而像一条固定的轨道，从小区的这头到那头，来来回回也不过几百米。放眼望去，附近也都是被孩子捆绑住的陌生老人。

直到整夜整夜睡不着，李阿姨才选择来医院就诊。在陪诊的过程中，李阿姨的儿子忙于工作全程都在低头回复手机。“她的心特别疲惫和孤独，但儿子走不进她的心里”，大杨觉得，或许这可能是症结所在。

陪诊进行到快结束时，李阿姨主动拉起了大杨的手，像母亲那样自然和温暖，这样亲昵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告别时，李阿姨的儿子看着手机闷头往停车场走，李阿姨跟在后面，停下回头看大杨。

大杨向李阿姨挥别，“你快走吧”，她这才不舍地转过头。大杨知道，即便再不舍，自己扮演的“临时女儿”的角色也在此刻结束了。

大杨也扮演过“临时朋友”的角色。

“小姐姐，我看了你的陪诊很感动，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生命最后一天了。”在把和李阿姨的故事分享在社交媒体后，大杨收到了一个河北男孩的私信。她慌了，感觉男孩似乎有轻生的信号，“想拉他一把”。

大杨收到的私信 图源：受访者提供

“怎么会是最后一天呢，你经历了啥？你能和我说下吗？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在战战兢兢中，大杨打下了这段文字。男孩回复地缓慢而简短。

大杨了解到男孩毕业于高考名校，但这里的回忆却成了他的噩梦，吃饭睡觉的时间需要精准到分秒，同学都在埋头学习，每天喊着和考试有关的口号，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交到朋友。这样的生活让他觉得压抑，和家人倾诉，得来的却只有 “全盘接受”的建议。

后来，他渐渐发现和父母的沟通只有一个主题：成绩。父母对他的成绩不满意，就会严厉指责，甚至会升级成谩骂。形成沟通恶性循环，他选择逃离——不听父母的意见去北京，而是到西安上大学。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仍然来自父母的指责。在当地出现疫情时，男孩和父母通了一次电话。在电话里，父母又开始指责他的人生选择，将所遭遇的一切通通都归因到他自己身上，他感觉“自己的人生都快炸掉了”。

从男孩回复说“我没事，你不用管我”，到后面在大杨一句句的询问之下完整地说出自己的故事后，过了三个月。在劝说男孩就诊的路上，大杨走完了九十九步，而男孩从坚决不去医院，到“反正都这样，不如去看看吧”，终于愿意踏出了就诊的第一步。

初见时，大杨发现男孩全身都是深色，话不多，仿佛人也被罩上了阴霾，她努力和他找话聊，希望能给他渲染些彩色。就诊后，男孩被诊断为中度抑郁，他决定接受心理咨询。

陪诊服务结束后，男孩看着大杨的眼睛说，“谢谢你，你好温柔”。

陪诊接受后，男孩没再联系大杨，但通过他偶尔发的的朋友圈，大杨知道他过得比以前好，对于一个“临时朋友”来说，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