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勇。

这个“农民院士”又带来一个好消息

编辑：付玉梅

这些年，只要提起“朱有勇”的名字，许多人就会想起“土豆”。

4年前，朱有勇把老乡种出来的土豆带到人民大会堂现场推广。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他，因此收获了“土豆院士”的称号。

·朱有勇。

如果你曾在云南省澜沧县的农田里看见他，或许认不得这是一个“院士”。他时常头顶草帽，卷了半边裤腿，扛着锄头，脖子上还搭一条毛巾，吧嗒吧嗒地和农民聊天。

他和农民打成一片，手把手地教他们种土豆。丰收时，他还会乐呵呵地举起两个个大光滑的土豆在脸颊旁比划，“这土豆好不好？”

·朱有勇。

所以，人们也称他为“农民院士”。

在党的二十大代表通道上，这个“农民院士”又带来一个好消息。他和团队成功研发了水稻旱地种植新技术，实现了“水稻上山”。

他说，“水稻上山”很受农民的欢迎。今年，蒿枝坝村推广了405亩，最高亩产788公斤，人均产量超过了1000公斤。

“成功解决了口粮生产的难题，饭碗牢牢地端在了我们自己的手中。”这句话分量也如有千公斤重。

“我们的活儿，就是要把天拉长、地拉宽。我不光研究土豆，农民需要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 朱有勇说。

深山里的赤脚少年

云南省个旧市卡房镇地处云贵高原南端，地势高耸，属于深山区。这是一个贫穷又偏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位于红河边，离市区23公里，距昆明则有320公里之遥。

1955年11月16日，朱有勇在这里出生。父母共生育6个儿子，只存活5人，其中第二个儿子在3岁时夭折。

朱有勇排行第四。父母取名“勇”，是冀望儿子有勇有谋，能靠自己的力气生活，一辈子不再饥饿贫困。

年少的朱有勇未必能读懂父母的苦心，但那份吃苦坚韧的品质，早早刻在了骨子里。

·朱有勇旧照。

家穷无鞋，他常年赤脚在山路上奔跑，脚底板磨砺得又厚又粗、灰黑生硬，格外耐硌，即使走在尖削的石子路上，也浑然不觉。

9岁那一年，母亲给他买来了人生的第一双鞋——一双塑料凉鞋。他高兴地抱着鞋子，绕村跑了一圈，再小心翼翼地穿上。习惯于自由的双脚被软软的塑胶套住了，别别扭扭，极不舒服。

不穿鞋可以，但吃不饱不行啊。

那时，生产队只是种玉米、水稻和马铃薯（云南人习惯称为洋芋）。品种不多，产量也不高。水稻每亩只有一两百公斤的收成，而马铃薯长得像鹌鹑蛋、羊粪球，亩产只有六七百公斤。

由于吃食少，朱家一天只吃两顿饭，午饭就省去了。每天中午放学时，朱有勇的肚子就饿得咕咕叫。没有办法，他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天，盼着太阳快快落山，吃晚饭。

朱有勇10岁那一年，村里来了几位农科所的技术员，手把手地教村里人插秧。

插秧，祖祖辈辈不是都这么插吗？不管在保水田，还是雷响田，插上“梅花秧”——秧苗不规则，像花瓣一样散开。

技术员说：“插梅花秧不高产，要改为双行调栽。”

村里人半信半疑，只好照着样子插秧。

到收获时，产量果然翻了一番！全村人惊呆了。

朱有勇也瞪大了眼睛：科技如此神奇！

农民、科技、云南、粮食……彼时的这个少年没想到，这些关键词陪他走了大半生。

·青年时期的朱有勇。

“我不走了”

朱有勇的确“有勇”。

他在1987年获得云南农业大学植物病理专业硕士学位，1996年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回国。随后，他被任命为云南省植物病理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他的当务之急，就是寻找合适的大块试验地。

他的“胃口”比较大，需要一次性征用成方连片的600亩甚至更多的土地，这涉及几个村的数百户人家。这个要求提出后，乡里和村里的干部们满面愁容。

他约了一场饭局，桌上摆着小酒杯，大家文文静静地客套着、浅饮着。乡长是一个爽直刚硬的中年汉子。他手里拿过一只碗，满满地倒上白酒，而后看着朱有勇，试探着说：“你如果能喝下这碗酒，什么都好商量。”

众人的眼光，齐刷刷地看着朱有勇。

他也直盯盯地看着众人，爽快地端起这碗酒，一饮而尽。

原来，乡长、村干部以为他是国外回来的洋博士，高高在上，与他们是两路人，却不想，他也是“泥腿子”出身，也是农民家的孩子。

·朱有勇（右）和农民在田里。

随后，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帮助朱有勇协调、租赁了1000亩土地。效果果然立竿见影！第一年，烦扰当地农民已久的稻瘟病消失了，试验田产量增长30%。

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他的“勇”不仅用在科研上，也用在了扶贫路上。

·朱有勇。

2015年，中国工程院确定了澜沧县作为院士专家科技扶贫点，朱有勇首先请缨来到澜沧扶贫。

那一年，他已经60岁，最初并不愿意来。“我们在学校里指导博士生，那是把论文写在纸上，说实在的，这容易得多，”朱有勇说，一开始是很畏难，“扶贫是要真真实实把一个地方带富、把产业落地”。

而在第一次进村考察后，他的眼泪就掉了下来。“是真的穷，”他跑到农户家里去走访，发现很多农户全部家当只有几袋苞谷、一些鸡，以及一个四处漏风的篱笆房。

“我们是人民培养出来的科技工作者，却没有让这里的老百姓享受到我们的科研成果，这是我们的亏欠。”第一次考察之后，朱有勇就下了决定，“我不走了”。

澜沧当地主要是拉祜族，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大山里，以前靠栽种玉米、山谷为生，偶尔采摘菌类、野菜裹腹。拉祜族很多人不会说汉语，更难以相信会有一个院士来主动帮忙脱贫。

朱有勇已经很有经验。他深知，要取得大家的信任，就要先把自己变成农民，还要变成拉祜族的农民。

而要扶贫，他还是个“新手”。他需要解决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农民们应该种什么”。

他考察发现，澜沧冬天雨水少、没有霜冻，很适合马铃薯的生长。如果种“冬季马铃薯”，还能和其他地区形成差异化优势。

但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云南过去并不是土豆的主产区，更鲜有人尝试在冬天种植。一个新品种万一失败了，对于农民可能就是一整年的收入打了水漂。果然，有的人表面上答应，结果第二天就去地里撒了油菜种。

朱有勇决定一步一步来。“扶贫是一步步来的，有人配合，也有不配合的，要反复做工作，”朱有勇说，“这比写SCI论文可要难多了。”

他说服村民，先拿出10亩地中的2亩种植试试。不成想，这一尝试，地里结出了全村当年最大的马铃薯，足足有2.5公斤，最终，一亩地的冬季马铃薯卖了5000多块钱，而这几乎是他们一年的收入，大家都高兴坏了。

·朱有勇。

“他是我的偶像”

扶贫路上，朱有勇坚持授人以渔。

从2017年开始，他先后在澜沧开设了冬季马铃薯、畜禽养殖、冬早蔬菜、林下三七、中药材种植等多个技能培训班，培训学员超过1500人。乡亲们拥有了一个“院士老师”，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朱有勇（右）。

当“学生们”需要时，他也总能成为他们的依靠。

2020年4月7日中午12点55分，他脱下便装整理了T恤、抖落了裤脚的泥土、带上草帽，急匆匆地走进冬季马铃薯示范田。

这一天，他不是农民，也不是院士，是主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销商无法像往年一样来澜沧进货。农民需要增收、新鲜冬季马铃薯迫切需要新的销售渠道。

得知农民们面临的销售困境后，他想到电商带货的方式，便从田里走了出来，站在镜头前。

·朱有勇在田里直播。

“你们看！我手中的冬季马铃薯，芽眼浅、皮光亮、个头大……”他满脸微笑，显得亲切朴实，但多少有点不自然。直到他俯下身做起挖土豆的动作时，大家才看到那个常见的他。

·朱有勇（左）。

这样“卖力营业”的他，走进了很多人心里。

朱有勇曾担任云南农业大学校长。云南农大中草药专业2021级学生丁习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自己当初报考这所学校的原因，就是因为朱有勇。

“他是我的偶像，我特别敬佩的一个人。作为一个院士，他扎根农村，经常跟着农民一起下地、生活。他有一句话我一直记着，叫‘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他还会把成果无私地分享给村民。”

因为成为“招生减章”，丁习功在今年火了一把，但他没有让自己“飘”起来，仍然专注于学习、科研。这也是他从偶像身上学到的事。

“成为像朱院士一样厉害的人，我可能是远远达不到的。但我会尽力向这个目标靠近，做一些对大家有用的事情。”

这些话听来让人欣慰。这个“农民院士”不仅把种子播在广袤的农间大地上，也播进了这些年轻人的心田。

·朱有勇。

资料来源：《农民院士》（李春雷著，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信息报、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中国青年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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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苏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