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进 皮村短暂的安静了下来。

穿过颇具艺术感的皮村大门——一个更像是出现在798里的建筑，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绵延500多米的商业主街，安徽板面、川湘菜等各色苍蝇馆子与果蔬店、理发店像被拼积木似地排列。被统一涂上土黄色、暗红色的自建房墙面，开始斑驳脱落，附着手机号的”公寓出租、拎包入住”成为墙面上张贴最多的广告。

5月18日正午1点，气温30摄氏度，整个商业主街几乎没有阴影可以躲藏，穿着工地服或运动装的男女老少耷拉着脑袋，快步穿过街道。抬头望去，狭窄的天际线已被四散拉扯的电线所切割，疫情前空中每隔几分钟轰鸣划过的飞机不见了踪影。

工人文学、打工子弟学校、范雨素，这里是一座曾被贴上种种标签的北京城中村，也是一万名背井离乡的务工人员在北京唯一的落脚点。

一些人近三个月的收入几乎为零，下一个月的房租开始成为问题，开工的时间还看不到，但返回老家依然不在他们的选项中，“老家三四千元的工资根本养不活自己和孩子”，一位皮村客说。

但与他们反复面临的种种困境相较，此次疫情带来的影响也不过是人生中又一段平庸的波折。总的来说，他们还打算再熬一熬。

在疫情到来的5月，曾经两点一线的皮村客，开始蜗居在一间小小地低矮的出租屋中，蜗居在这座偌大城市边缘的皮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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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收入的第三个月

站在巷道上打开门，苟在胡在皮村的十余平出租屋便一览无余——紧挨着窗的是一张上下床，上床堆砌着冬天的棉被和各色布袋，下床则是他和9岁儿子的床铺；灶台上常常摆放着前一天没洗的碗筷、炒锅；剩下的空间，被杂乱无章的调味料、洗衣机、啤酒瓶等生活用品占满。

年初，苟在胡因身体原因在出租屋内休养了两月，当四月下旬开始寻找工作时，北京疫情再起，所有的装修活也都被暂停。他说：“之前主要靠亲戚朋友、以前的雇主等介绍活，最近一个月都是反馈说没有活干。现在已经三个月没收入了，每天就是在家玩手机。之前从未中断如此之久。仅有的存款如果这么吃下去，再有个把月还没活，那就完蛋了，只能借钱。”

因为收入中断，他在去年开始缴纳的社保也断缴了。“去年专门找的社保代缴公司，每月需交约2000元，就是想着60岁后能领取退休金，自己多一份保障，以后也不给小孩子增加负担。现在断了就断了吧，到时看能否找公司退，只能是这样子。”

2022年2月14日，他带着儿子返回北京时，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用一年时间还完5万元建房欠款。

按照以往生活轨迹，这样的目标并不难达成：做装修工，每天工钱是400多元。虽然不是每天都有活，正常行情下，一年能挣10万出头。花费上，每年房租、水电费约1万元、孩子学费1万出头、父子两人各项生活费约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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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苟在胡北漂的第14年。

2008年，经同乡介绍，34岁的苟在胡和妻子从四川巴中出发，坐着绿皮火车晃荡近30个小时后，开始了北漂生活。此后每年，基本只在过年期间回家一趟。

从东三环的亮马桥、大清寺到酒仙桥、黑桥村，最后再到东北五环外的皮村。谈起自己租住过的地方，苟在胡能说出一长串地名。和过往一样，他每月600元的房租价格属皮村最低那一档，洗澡只能去澡堂，上厕所也是在公共卫生间解决。在北京14年，作为装修工，他见证并参与着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自己的租住处也一步步外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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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搬来搬去其实很麻烦，宁愿多付点房租也想住下去。很多时候都是租的房子要被拆了，就只能搬家，基本两三年搬一次。”

作为装修工，他经常需凌晨5点从皮村骑摩托车出发，7点半开始在工地干活，每晚9点左右回到出租屋。北漂的日子虽然辛苦，但通过多年打工积蓄以及向亲朋好友借款，2019年他在老家修建了一套三层楼房，这基本是当地每个出门在外打工的同乡毕生追求。

苟在胡表示：“房子框架花了30万左右，所以房子一直没钱装修，还得靠自己慢慢攒。因为父母都不在了，房子现在就是在老家“生灰”。坚持要建房子就是为了以后回家能有个地方住。叶落归根，中国就这个传统。”

但在房子落成那一年，妻子因病去世，他所有的生活节奏就此被打乱。

他仍保留着很多妻子在世时要求的生活习惯。“高兴时就自己做饭和孩子一起吃，虽然每次炒菜房子里都会充斥着油烟味，但吃得更干净卫生。外面卖的饭菜，有时候米都没淘。附近的二手衣服店基本不会去，不管怎样，该吃穿还是得吃穿，没有钱再想办法。”

中年丧妻，失业三月、社保断缴，每一项放在一个中年人身上，似乎都难以承受。但经历这些的苟在胡只是语气毫无起伏地诉说着自己的感受：“难，日子也得过。走一步算一步吧，想多了也没意思，也不管用。”

对于未来，苟在胡表示自己没去想过那么多。“我这个年纪还干得动，回去也不现实，老家三四千的工资连孩子都养不活，孩子学籍问题只能以后再去想办法。现在就是有活了赶紧干，不管钱多钱少。一家施工单位老板从去年底就开始拖欠我和附近工友总共20多万元的工资，现在已经联系不上他人。目前就想着疫情赶紧结束，想办法上法庭申请劳动仲裁，拿回自己的辛苦钱。”

苟在胡说，9岁的儿子是他工作与生活的全部希望。其实，他还有一个20多岁的大儿子，但很少对外人谈起。“大儿子读到初中二年级就辍学去打工了，不听话。咱们是想读书没钱，他是有条件不读，我也没办法。我也不对他奢望什么，各自顾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

谈话结束后，已经躺在床上刷视频近一个小时的小儿子的手机再次被苟在胡收回，并附上一句“快写作业，别玩了”。

闲了下来

鸭舌帽5元、板鞋15元、外套12元、牛仔裤10元，这是两天前56岁的徐良元购置新衣的全部花费。

他说：“都是便宜的二手货。老穿干活时的衣服，显得乱七八糟的，有时候有些人就会说你太邋遢、太懒了。二手服装店便宜而且选择多，还能装点面子。我们不太浪费，也没有钱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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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了活之后，不会网购、刷视频的徐良元，只能每天在皮村里闲逛。徐良元不像村里在工地上干活的人，会抽烟喝酒打扑克、打麻将。自己就下点象棋、打打乒乓球、找人瞎聊天，无聊就睡觉过一天。

过去28年，徐良元都是在外出打工中度过。1994年，28岁的他从湖北孝感前往广东打工谋生，此后辗转东莞、天津等多个城市。

在东莞的工地上干活时，被砸伤、摔伤的事经常发生。徐良元的妻子当时在餐馆里帮后厨洗碗，因为餐馆生意比较好，经常加班劳累。加上夏天广东热，夫妻俩都是在地上铺一张凉席，再泼上一层水，然后开着风扇对着吹一晚上。长久以往，妻子就落下了风湿骨病等毛病。2003年初，妻子因病开始在家休息。

2003年4月，徐良元在天津的工地因为非典疫情解散。背负着爱人需钱治病以及孩子上学的压力，他不敢回老家，最终辗转来到北京大望京村。那时，正值大望京村向大望京商务区转变，旧房拆迁、新楼盘建设给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因为挨着望京，附近出租屋业务很火热，徐良元就负责帮私人老板干出租屋的砌墙、抹灰、门窗安装等活，工钱45元/天，这样的工钱在老家根本不敢想。租的是盖着石棉瓦的平房，一个月120块。唯一的担心是当时对外来人口管理比较严格，经常查暂住证，徐良元和工友就上河边或菜地里提心吊胆的躲起来。

2003年底，妻子身体好转后也跟随开始徐良元北漂，一待就是19年。这期间，三个子女分别成家立业。不过，他仍未就此停下北漂的脚步。

在湖北老家，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还远谈不上退休。他说：“老家更不好找活，但50几岁就在家里不出去做事，是会被村里那些老人看笑话的，说你吃白饭，自己也过得没意思。反正就是不能老在家里待着。”

徐良元也没有靠子女给自己养老的打算。几年前，他用积蓄给大儿子在县城首付买了房，儿子负责还房贷，但过年回家他仍选择回村里老家居住；现在，他的大儿子在北京朝阳区做房地产销售，两人并没有租住在一起——儿子租住着每月房租一千多的房子，他则在皮村租着400元/月的平房，没空调、没暖气、没电器，一辆三轮车就能装完所有行李。

他解释说：“打工多年，习惯了比较原始的生活状态，也不去打扰他。租的房子，夏天倒不那么热，用蒲扇扇扇风或去外面转转就行；冬天就冷的不得了，需要盖三床、垫三床棉被，电热毯房东也不让用。电费1块5一度，能节省一点是一点。一般的感冒也奈何不了我。”

徐良元与家人交流并不多，基本一个星期以上才通话一次。近几个月，受疫情影响，大儿子每个月只能拿到三千多元的底薪，因此提出找他借钱还房贷。“我知道他要养孩子、还房贷，压力很大。但我能帮啥，最近两个多月，我断断续续就干了20天的活，自己也没钱。只能各自克服各自的困难。”

2020年结束北漂回到老家帮忙带孙子的妻子，每次打电话也基本是找他“要钱、讲些废话。可是没活干哪来钱呀，后来她也问疲了。”

徐良元还没有打算回家，尽管存的几千块钱已经花得一分不剩，“老家的养老保险还在缴纳着，但60岁之后每个月也就能领不到200元钱，什么都干不了。现在就想着多攒点钱，干不动再回家。”

沈金花的梦想

皮村商业主街的尽头是开办了十五年的打工子弟学校“同心实验学校”，在2020年秋天，学校因为各种因素被迫关停。

2020年上半年，因为疫情冲击，学校始终没有迎来复课。那时，学生流失问题变得十分棘手。2019年底，小学六个年级还有约180人，幼儿园40多人。2020年上半年上网课并开始收学费时，学生退学的消息接连传来。在2020年下半年秋季学期快开学时，学校统计后发现只剩下80几个孩子愿意回来。

2020年8月，学校校长沈金花和其他老师仍在为剩下的80多位学生做着线下复课的准备。“当时，我们还没接到任何关停通知，一直在为达到秋季学期复课标准做准备，包括重新改造卫生间等。8月29日晚，教委还通知我们第二天要检查。8月30日，教委突然召开紧急会议，通知我们和皮村另外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将被分流到黎各庄的一所学校。运营15年的同心实验小学就此迎来终点。”

作为学校校长，沈金花仍努力在学校原址上构建自己的社区教育试验田。她说：“疫情加速了我们退出历史长河的进度，失落过、迷茫过。但我相信这会是一个新机遇的开始。”

2005年，刚大学毕业的沈金花和同为北京工友之家的志愿者们共同创办了皮村同心实验学校，自己担任学校校长，学校招生主要面向皮村的打工者子女。高峰时期，学校生源数达到了800人，但从2013年，生源人数开始每况愈下。

沈金花表示：“2013年下半年，全国开始统一电子学籍。北漂农民工的子女如果不在老家上学，可能就没办法办理电子学籍，这将决定孩子是否可以参加中考，而我们这类打工子弟学校又没办法为学生办理北京的电子学籍。最终倒逼很多生源回流；2018年的疏解非首都功能影响也很大，皮村附近的厨具、有机玻璃工厂等都被搬迁到河北、天津等地，现在皮村附近基本没工厂了。当就业机会外迁，很多家长就带着孩子回老家上学了。当时也有学校老师因先生就业的工厂外迁而选择跟随家人离开。”

一直以来，同心实验小学的运营处于“灰色地带”。2005年建校时，沈金花就去做过学校的办学许可证的申请，但当时就被驳回，此后也一直没通过。

沈金花介绍，最早在2010年时，当地社会力量办学科的一位科长就曾召集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开会，提到北京要申请成为世界级城市，即使已经拥有办学许可证的打工子弟学校，也要做好许可证到期后不再续的准备，学校最晚关停期限将是2020年。也是在那时，沈金花就知道关停一刻终将到来。

沈金花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5年-2020年，北京流动儿童学校从500余所降至不足100所。

当关停真正到来那一刻，她还是有诸多不舍。“面对突然的关停，老师们需要处理离别情绪与工作变动。2020年协助完孩子完成新学校环境的适应后，五位老师中有三位老师陆续离开去了培训机构或幼儿园。”

下一步该怎么办？有人劝说她做处在风口上的托育机构，也有人劝说直接原地解散，各自谋生。

此前，同心实验小学主要扮演两方面角色，一是提供学校基础教育，二是为周末的公益活动及免费社区教育课程提供场地、人力。两方面的成本基本由学生学费承担。

沈金花表示：“没了基础教育部分，意味着接下来所有的公益课程都没有了资金来源。作为一家公益组织，我们想把教育这件事继续做下去，也拥有着很多外部社会资源以及愿意一起走下去的老师。当时压力真的特别大，不知道该如何去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

2021年，沈金花开始探索将周末的社区教育课程扩展至每天，形成一个儿童友好的社区公益教育空间，由学校老师和固定的志愿者为放学后或周末的孩子提供厨艺、图书阅读、设计思维等各类课程。各项成本由会员收费制以及公益捐赠来覆盖。“来报名参加课程的家长主要有两类，一是认为课程丰富，能锻炼提升孩子；其次，家长完全没有时间管孩子，希望孩子有一个安全的地方玩耍、学习。”

沈金花坦言，这样的社区教育模式仍处在探索当中。因为反复的疫情，课程活动也多次被中断，但人力、场租却一直需要支出。

“现在固定参加课程的有20多个，这还远不能覆盖各项基础运营成本，我们只能逐步劝说更多家长参与以及争取更多公益捐赠。其实，我们剩余资金只能维持到今年8月份了”，沈金花表示。

在她设想中，在未来成熟的社区教育空间中，皮村的孩子及其父母都能参与进来。“通过低费服务方式，教育空间不仅能实现持续运转，也将减少对于公益筹款的依赖。即使有经济方面的顾虑，孩子父母也可以通过志愿活动来换取各项课程与场地服务。最终，皮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更加紧密、活化。”

5月18日下午五点，安静的皮村再次热闹起来——三三两两的人群从出租屋内涌出，穿过狭长的巷道来到主街，小吃店厨师开始搅动炒锅，果蔬店老板忙着装袋称重。各色食物香味、人的汗渍味、交谈声，一时杂糅在一起。生活，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三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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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进经济观察报记者

大国资新闻部记者

关注宏观经济以及人社部相关产业政策。擅长细节深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