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相秒】

11月，全球目光聚焦亚洲。东盟峰会、印尼G20峰会、APEC会议轮番登场，东南亚掀起一股外交风潮。

中国无疑是这阵亚洲外交旋风中的重要角色。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中国领导人与多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其中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是首位访华的外国领导人。事实上，在越共十三大闭幕后，中国领导人也是首个访越的外国领导人。

阮富仲于10月31日至11月1日访问中国，期间两国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阮富仲的到访意义特殊，中越最新联合声明的分量更是非同一般，既指明中越关系的主线，又为未来两国的相处之道确定了方向。

10月31日至11月1日，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访华。到机场接机的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图片来自越通社

中越的两条对话主线

中越之间的交往史可谓当之无愧的源远流长。在法国1885年正式将中国排除在外、建立对越南的殖民统治之前的将近2000年里，主权和民族国家的概念还尚未完全进入到东亚的国家体系，中越一直保持着特殊历史时代之下的朝贡关系。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全球范围内掀起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浪潮，中越关系开始进入现代阶段。然而，1945年以后的中越关系却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三个阶段。

阶段一：“同志+兄弟”的关系。二战结束到1975年4月，以中国对越南在印支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巨大支持为标志，中越关系处于真正的“同志+兄弟”的阶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是唯一给予北越和越南南方人民重要支援的国家。

阶段二：历史最低谷。越南南北统一后到冷战结束前的一段时期内，中越因为冷战两极体系的大环境，以及越南寻求地区霸权和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单方面主张而跌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谷。

阶段三：迈向稳定的双边关系。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越在1990年代初开始恢复正常邦交关系。在经历高峰和低谷的大起大落后，中越两国开始探索成熟且特殊的邻国间关系的新模式。南海相关争议虽不时困扰着双边关系，但随着两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双方经贸往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与此同时，中越建立起党际和外交两条对话主线，形成了覆盖国防、海上问题和领导人会晤等各个领域和层次的磋商机制。

而这次两国的最新联合声明则是中越关系迈向更加成熟、稳定及凸显特殊性的重要标志。

相较之前，双方在最新的联合声明中前所未有地突出强调两条主线，这两条主线也是中越关系本该有的重心所在。

其一，两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在中越关系的背景下，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重温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并精心培育的“同志+兄弟”传统友谊，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二是彼此合作确保发展道路和方向不能变，即坚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光明前景；三是声明罕见提出共同抵御“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

其二，心无旁骛推动两国经贸和人文合作。声明所载明的双方签署的13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涵盖了经贸、人文、旅游、农业、环保等各个领域，再次表明中越关系的主旋律仍然且进一步聚焦于双方互利共赢合作。尤其是供应链保障合作、国资企业交流等合作备忘录对强化两国经贸合作更是具有特殊意义。

联合声明反应中越各自所需

两国最新声明所反映的是国际局势变化给两国带来的共同挑战，是两国共同利益诉求的再次聚焦，是对两国深入探索全新共处之道的有力阐释。

一方面，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国家间关系的声音在美西方世界甚嚣尘上。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日益强调按照意识形态处理国家间关系。英国、欧盟等西方国家也纷纷效法并追求美国的步伐，重新强调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区别，并将意识形态作为处理同中国等国家间关系的重要依据。

美西方的意识形态至上主义也并不单单指向中国，同时包括了越南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在此大背景下，中国与越南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既面临来自美西方的共同挑战，也迎来了维护各自社会主义事业的相同使命。

另一方面，声明反映的是两国再次聚焦共同利益诉求。美国将中国定义为唯一有能力和意愿挑战其国际秩序主导地位的国家，而日本、澳大利亚及英国、欧盟等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亦步亦趋，也不会容忍中国的崛起。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越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政治制度稳定，更是国家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等重大国家利益。中国在西太平洋尤其是周边地区的海空日益遭受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当面军事挑战、在国际多边场合的外交压力，以及在台海、南海、东海的主权和海域管辖权利的干扰。

而对越南来说，现阶段美西方之所以拉拢越南，是基于美西方自身利益的考量，也包含了将“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在渗透到越南的极大可能。

在此背景下，中越关系再一次聚焦主线，将确保关系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政治制度作为两国面对冷战结束以来最剧烈变动的国际局势下的严峻挑战和巨大使命。

解放军海军官兵驻守南沙群岛永暑礁 图自新华社

中越关系中的三大挑战

两国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双边关系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中越关系演变过程中，已累积形成了三方面的干扰因素。

第一，南海有关争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越关系难以逾越的重要问题。

1975年4月，越军占领南越伪军于1974年2月武力控制的南沙群岛南子岛、敦谦沙洲、景宏岛、鸿庥岛、南威岛、安波沙洲，中越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便愈演愈烈，海上争端也成为双边关系的主要挑战。在领土主权层面，越南非法占领中国南沙群岛29个岛礁是双方海上矛盾的焦点。在海域管控方面，中越双方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海上执法船只和渔船（民）活动间的冲突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停过。在油气资源方面，双方围绕未划界海域的油气勘探及开发的纠纷也在上世纪80-90年代及2017年以后呈现周期性的波动。

在南沙群岛的争议涉及主权、发展和安全等重要国家利益，因此没有哪一方会轻易让步和妥协。特别是海上油气化工业在国内经济结构中占据至关重要地位的越南，不断在南沙群岛的万安盆地及西沙群岛靠近北部湾湾口外等油气相对富集的海域开展钻探和开发活动。这对中越关系而言，可谓是难以根治的“痛点”。

第二，美国日益成为中越双边关系的“第三者”。

美国自印支战争后把越南纳入其冷战以后试图构建的亚太地区安全架构，并将其作为在东南亚地区遏制中国的最前沿。奥巴马政府以后，美国以军事领域为重点，逐步恢复越南战争遗留下来的美越关系创伤，解禁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并快速提升美越防务与军事互动水平。

但美国提升与越南的关系是以牵制中国作为契机和目的。在美国的地区战略中，越南一方面可以掣肘中国，在南海持续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越南也是美国将岛链战略向靠近中国一侧压缩的潜在前方基地。为此，美国一直以海警巡逻船、侦察和战斗机等武器援助以及外交支持、经济合作为筹码，来换取越南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国-东盟海上务实合作、RCEP等区域合作中对中国立场的牵制。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以来，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达成为标志，美越军事安全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地提升。美国把越南作为遏制中国、系统布局的棋子的意图越来越凸显。

第三，互信不足是隐藏在中越关系中的“魔鬼”。

中越频密的经济、人文往来并不意味着两国的充分互信。根据新加坡尤索夫东南亚研究所持续四年的跟踪调查显示，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领域，代表越南精英阶层的受访群体对中国的不信任是东南亚国家中最高的，远远超出东盟国家的平均水平。譬如，2022年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70%的越南受访者对中国区域经济影响力增长表示担忧，而2021年这一数据高达90%；同期，只有不到30%的受访者对美国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在政治和战略领域，2021年高达97%的越南受访者对中国扩大地区影响力表示担忧，居东盟国家首位。受访者的意见反映了越南朝野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提升的不信任。

除南海问题、地区安全等议题外，越南还就其自身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性表现出了异常的警惕和不安全感。

无疑，政治互信的不足制约着中越关系的积极发展势头，也给双方在各领域的互动埋下了隐患。

2021年8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越南。图为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右二）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图片来自越通社

如何探索新模式？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无数恩恩怨怨的中越关系应当不缺教训和经验。在国际秩序加速变革和国际格局深度调整的关键阶段，中越理应为未来的两国共处之道趟出新模式。

应当说，冷战结束以来，中越一直在探索、也正在形成这样一种成熟、普遍但又特殊的双边关系模式：双方在对话与合作找到的契机与彼此尖锐、明显的矛盾分歧间，形成了某种动态平衡，这种平衡可以确保两国关系的积极向好态势不受干扰。换言之，中越互为友邻且政治制度相同、发展道路相近，两国人文经贸交流朝着积极方向不可逆地发展，但这并不意味两国在政治、外交、经济等领域没有矛盾，海上争端、减低经济依赖等问题仍然存在。

这种模式下的国家间共处之道，对于中越有着特殊意涵。

第一，两国应当跳出西方式的地缘政治困境。与亚洲“远亲不如近邻”的思维不同，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将地理距离相近理所当然地视为导致国家间相互猜疑的重要因素，以“距离导致不安全感”的公式来处理邻近国家间的关系，更遑论中越存在短期内难以调和的南海争议。因而，中越应该以辩证思维看待欧洲国际关系历史总结出来的理论，按照亚洲或东方睦邻友好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经营两国关系。

第二，同为发展中国家，使得中越必须保持经贸合作积极势头不可逆。经贸领域合作对中越两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两国在产业和人才结构、资源禀赋、进出口市场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而且供应链、产业链的关联性和互补性还将进一步提升。两国应把握RCEP生效实施的机遇，在避免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等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对冲的同时，把扩大贸易与投资作为双边关系的重点。

第三，政治制度相同意味着党际沟通渠道对中越关系至关重要。党的领导是中越各自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繁荣的根本基础。两党关系及特殊对话机制是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渠道。中越应发挥这一特有且牢固的联系纽带和高级别对话机制，为两国处理分歧、推进合作提供保障。

与此同时，在赢得对中国的竞争之前，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以意识形态界定国家间关系的步伐很难停下来。强化两党关系及合作对因应国际格局的复杂多变也具有重要意义。

11月3日至5日，中国海警4304、4302舰与越南海警8004、8003舰开展了2022年第二次北部湾联合巡航。图自新华社

第四，海上争端的处理需要更大的格局、更高的诚意及更务实的精神。南海有关争议是中越关系的 “痛点”和“难点”，但并不是中越关系的全部，更只是两国2000年关系史中的短暂时刻。

莫为浮云遮望眼。两国应采取双边和多边“两条腿”走路的思路，加快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的海上务实合作，相向而行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基于已经建立海上低敏感领域合作、海上共同开发、北部湾湾口外海域考察等方面的双边磋商机制，尽快就海上大范围共同开发和低敏感领域合作取得实质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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