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白云怡 于金翠】编者的话：“在美国你经常会听到人们说，‘我爱中国人民，但我讨厌中国政府’，但仔细想想，这是一个非常不符合逻辑的说法。”美国著名中国事务观察家、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荣休董事彼得·沃克近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结合自己80多次到访中国的经历和感受，批驳了美国国内很多对华偏见。疫情发生前的15年里，沃克差不多每一个半月就要到访一次中国，这让他对中国的发展和治理有了细微观察与深刻认识。为促进中美两个大国相互理解、共求发展，他还专门著有《大国竞合》一书。谈到对华偏见和误解的原因，沃克说，在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的美国，最大的声音往往是最极端的声音，甚至曾说过“中国虽然不是美国的盟友，但却可以成为美国的朋友”的美国总统拜登也必须坚持对华强硬的路线，否则在政治上就很容易受到攻击。

“在美国，最大的声音往往最极端”

环球时报：为了呼吁中美两国消除误解，弥合分歧，您2019年出版《大国竞合》一书，英文书名中有“强大”“与众不同”“平等”3个关键词。这本书出版时正值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贸易战，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的时期。如今近3年时间过去了，您怎么看现在美国国内的对华氛围？

沃克：首先需要回顾一下历史，才能理解美中关系到底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的。我认为，在特朗普任期前，美中关系其实还不错。虽然双方也有过紧张的时候，但总的来说，两国的“调子”都还是相当积极的，贸易交往也非常活跃。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来美国读书，没有什么种族暴力事件发生，也没有一方对另一方太过激烈的指责。然而，这一切都变了。为什么会这样？还记得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特朗普一直企图把中国妖魔化为新冠病毒的来源国，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该病毒是从哪里来的。特朗普还给这一病毒命名，比如在一次演讲中叫它“功夫病毒”。可以说，他刻意制造出这种紧张局势，以转移人们对他糟糕的抗疫表现的注意力。

为达到目的，特朗普还用各种各样的措辞来指责中国，比如“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中国人民不高兴”“中国窃取了我们的知识产权”等等。于是，在互联网的加持作用下，美国已经成了一个“见人就咬”的国家，很少再进行对话，很少再摆事实、讲道理。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人们只想简单粗暴地听一个“短平快”的答案，比如“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这糟透了”之类的，而没有人愿意耐心听一听别人解释为什么说真实的中国并非如此。

我认为，现在事情正在变得更糟。中国和俄罗斯是公开的合作伙伴。如果你在美国，你每天晚上都会在电视上看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暴行”的新闻。很多人把中国和俄罗斯绑定在一起，于是中国也成了一个“坏的（国家）”，尽管没有做任何支持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事情，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往来也和过去一样。

环球时报：为什么美国的对华态度没有像一些分析人士预测的那样在拜登任期内有所好转？

沃克：了解完上述背景，我们才能更加清楚美中两国关系为何一直没有好转。很多人都希望情况能变得更好，但拜登总统上台后，他很担心自己任何对中国不够强硬的言行都会被媒体解读为“对华软弱”。大约在10到15年前，拜登曾说过，“中国虽然不是美国的盟友，但却可以成为美国的朋友”。我觉得那才是他真正相信的，但现在，他必须坚持（对华强硬的）路线，否则在政治上很容易受到攻击。

沃克 资料图

环球时报：按理说，美国的精英、知识分子、政治家应该帮助公众培养对华正确认知，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他们中一些人到处宣扬炒作“中国威胁”。这样的局面是怎么出现的？

沃克：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美国已经成为一个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的国家。在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而非一个平衡、温和的社会，最大的声音往往是最极端的声音。

在美国，媒体的目标是卖它们的报纸，或者是在电视屏幕上博人眼球，所以，它们只出版人们想要看到的东西，而非真实的内容。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美国大部分人相信“中国是威胁”，那么媒体就会一直报道“中国是威胁”，哪怕事实基础并不存在。美国的媒体不是去教化民众的，而只是人们想听什么，它们就说什么，政治家也是如此。

至于那些攻击中国的政客，他们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如果你去问大多数美国议员有关中国历史的问题，或者问他们：“你能告诉我儒家价值观的本质是什么吗？在过去2500年中，这种价值观为什么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他们根本一点概念都没有，或者会回答说：“啊，那是孔子学院，是间谍！”这样的答案真的是非常可笑，但它对媒体卖报纸、对政客当选就是有帮助。现实就是如此，美国公众生活在这样一个闹哄哄的时代，但在这个时代里，他们不想花时间去了解中国真实的历史，以及中国人眼中最重要的事情。

“中国让世界受苦”是无稽之谈

环球时报：您曾到访中国80多次。结合这些亲身经历，您觉得中国在过去十年有哪些变化？

沃克：我大约在20年前开始和中国有业务往来。任何像我一样经常到访中国的人，都会对这里基础设施建设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办事效率的提高印象深刻。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和美国不同，美国是一个对立的政治体系，我们有两个相互敌对的政党，当占据白宫、政府和权力的人发生变化时，我们在战略方向上也会发生非常突然的变化。而中国则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中受益匪浅。

在我看来，中国政府拥有无可否认的、非常强大的人才储备。在儒家价值观下，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总希望为政府服务，而不是经商。而在美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最想要的却是经商和赚钱，而不是为政府服务。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党的最高层是由受过非常良好教育的、经验丰富的人士组成的，正是这些人在投资方面作出长期决策。因此，在能源产业以及芯片、可再生能源等尖端技术领域，中国有十年、二十年的长期规划。而在一个有不同党派并不断改变政策方向的治理体系下，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

中国人也很有执行力。在写《大国竞合》这本书时，我曾和很多参与制定“五年规划”的中国人士聊过。可以说，每项规划的执行都很彻底，既有自上而下的过程，也有自下而上的过程，各个行业和省份也都彼此协调，各方面都遵循共同的方向、目标和关键绩效考核指标。所以，当我们看到中国人实现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取得科技进步时，是因为他们早就启动了相关工作、投入资源，并最终实现目标。我认为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而且这种势头还将继续下去。当然，挑战也是存在的，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的问题，供应链也在发生变化。但我相信最终中国也能像过去一样，以相当高效和实用的方式应对这些问题。

环球时报：美国对中国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沃克：我认为最大的误解之一是“中国人不快乐”“中国人受到压迫”。这不是真的。西方人很愿意相信这一点，因为“共产主义”总是被同“苏联”和“不自由”联系在一起。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有很大不同。在中国，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经验丰富的人来权衡决策并作出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这些决策都提高了中国民众的生活质量。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写《大国竞合》的原因：我厌倦了阅读西方媒体上关于“中国人不幸福”“中国人没有自由”的叙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总会遇到快乐的人，他们很自豪，他们的生活水平正稳步提高。中国正在从大宗商品的生产出口转向更加成熟的先进技术，人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些变化。美国有一句话：“笨蛋，问题是经济！”1992年，克林顿与老布什竞选总统时，其助选团队曾用这句话来暗指老布什领导下的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这表明经济才是民众最为关注的问题。在中国何尝不是如此？

另一个重大误解是，在美国你经常会听到人们说，“我爱中国人民，但我讨厌中国政府”。但仔细想想，这是一个非常不符合逻辑的说法，因为根据国际民调，中国民众比世界上几乎任何其他国家的民众都更支持和信任自己的政府。认为“中国政府没有为中国民众服务”是一种误解，很明显，中国政府一直服务于本国民众，否则，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会像现在这样提高如此之快。我认为，中国人民很幸福。他们为什么是幸福的？从来没人问这样的问题。相反，美国人口口相传的是“中国制造了新冠病毒”“中国让世界受苦”的话。这样的现实让我非常沮丧，因为所有我得到的第一手信息都告诉我——这不是事实。

美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体系

环球时报：西方舆论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有不同的评价。您的观点呢？

沃克：中国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其实很像大型企业取得成功的方式。假如你是一家大型企业，你想要什么呢？你可能希望有一个能从很高层面提供监督和指引的董事会，对吧？在中国，这个角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当你想要提拔人才时，中国的选贤任能制度也可以发挥作用——看看中组部的历史吧，他们是怎样考评政府人员工作、怎样确保相关人员在不同领域积攒足够经验后才能获得提升的。在中国，政府管理者能否晋升取决于他们取得怎样的政绩。

在战略关注层面，作为一家企业，要从长期看“我们需要做什么”。中国的长期规划包括正在投资新技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等。如果将这些与短期运营规划结合起来，就有了一个几乎能永远有效完成任务的体系。

美国的体系和中国很不一样。美国的运行方式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国家不应该由政府定义，而应该由商业来定义。所以，美国诞生了许多全球最成功的企业。这种方式很好地发挥了美国人的才智、努力和创造力。美国和中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系，但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它们都非常成功地提高了两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与其批评另一种体系的错误，为什么不能接受事实，承认彼此的不同呢？

资料图

环球时报：您对中国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吗？

沃克：我对中国继续成功发展非常有信心。中国现在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左右，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将毫无疑问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只要继续走现在的道路，中国就会有一个统一而非分裂的政府，就会提拔那些受教育程度最高、经验最丰富、执政成绩最好的人，就会进行战略性的思考。

我认为，对中国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已经习惯这一点。没有什么比中国不被意识形态束缚、保持良好的经济表现更重要的了。我有时候还认为，让私营企业继续在中国蓬勃发展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