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金融新变局与中国--在第88次“中国改革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陈卫东（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

当前，我们正身处一个日益复杂且矛盾的世界，突出表现为世界既在不断“膨胀”，也在出现“收缩”。全球经济总量仍在扩张，但潜在经济增速在逐渐放缓，明年可能会有1/3左右的经济体陷入衰退；全球生产能力不断提升，消费品种类日益丰富，但物价水平和居民消费成本逐渐上升；全球流动性极度充裕，资产价格波动性加大，而不少居民财富在缩水。

这些矛盾正是全球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的集中体现。

地缘政治冲突正在改变过去全球合作的基础。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经贸合作曾经是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关税、不断强化的出口管制，战争和制裁使这些经济体之间合作关系遭受重大冲击。由此也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市场分割，传统地缘经济格局面临重塑。

全球产业链碎片化和逆向调整加剧了全球发展困局。产业链在全球的有序转移，推动了全球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各国都受益于自身禀赋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然而，目前一些发达经济体积极推动产业链回流，有选择地发展友岸、近岸外包，使得产业链运转效率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球经济碎片化将使产出下降2%，一些发达经济体强行推动一些产业回归本土将抬升企业生产成本，加剧国内通胀压力。

伴随全球经济格局与合作机制发生深刻调整，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变化，呈现新的周期性，结构性特征。全球利率水平逐步抬升，美元欧元离岸流动性收紧，进一步加速了全球衰退临界点的来临，引发了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新风险。

美元进入新一轮超强周期，汇率超调反映全球经济复杂变局。本轮各国货币汇率波动的主导因素是美国通货膨胀大幅攀升，美联储快速、高强度加息。近期，美元指数一度突破114，创20年来新高，升值速度大幅超过前两轮美元升值周期。各国货币汇率变化成为反映当今全球经济复杂变局的新窗口。全球超过85%的货币汇率承压，欧元、英镑兑美元汇率接近平值，而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幅度高达30-40%，纷纷陷入货币危机。此轮全球汇率波动成为“美国的货币，全球的问题”的生动注脚。

全球流动性分层分化加剧，国际金融风险传染机制深刻演变。随着美联储不断提高利率，国际资本大幅回流美国，抢购中长期美国国债，2022年1-8月，全球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规模超过11000亿美元，已经超过2010年以来的年度最高值。美元大规模回流美国本土，形成了离岸美元流动性的紧缩效应，成为引发全球国际金融市场风险的原因。

美元流动性收紧的传染链条发生新变化，货币市场基金、其他投资基金、养老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成为风险传染的重要环节，金融风险燃爆点与历史规律发生显著变化。

全球债务风险触及红线，脆弱国家债务危机达到临界点。在疫情冲击下，全球债务规模高速增长。2022年上半年，全球债务总额达300万亿美元，较疫情前增加40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比重为349％，处于历史峰值。随着全球金融市场收紧，60%以上低收入国家面临债务困境，25%的新兴市场正处于或接近债务困境，2500亿美元债务存在违约风险，占所有新兴市场外债的20%，阿根廷、土耳其、黎巴嫩、巴基斯坦等15个国家主权债务风险急剧攀升。

面对国际形势更趋复杂严峻，中国在积极采取措施予以应对。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将保持战略定力，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中国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将推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深入推进，中等收入群体将持续扩大，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国内市场的持续扩大与升级将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重要基础。

随着国际政经格局剧变，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风险明显增多。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方向不会改变。国际环境复杂变局提醒我们，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增强自身竞争能力、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一方面，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强化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关键领域安全的能力建设，提升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基础。另一方面，努力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总之，在全球经济发展面临衰退、通胀双重困境，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探讨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结构性转型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