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毓堃】

“国家想走不同的道路”？

“这是好的开始。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我们仍需要等待真正的结果，但有一点是显然的：利库德集团的道路证明了自己。我们距离一场大胜近在咫尺。”11月1日举行的以色列大选结果尚未官宣时，内塔尼亚胡便难掩“王者归来”的喜悦之情，于第二天凌晨3点在耶路撒冷国际会议中心对支持者发出了近乎于获胜的感言。

以色列多家媒体的出口民调显示，在43个月来的第五次大选中，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保持领先，可获得以色列议会120个席位中的31至32席；而现总理拉皮德领导的中间派“拥有未来”党支持率也显著增长，以23至24席位居次席。

绝大多数计票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取得胜利。（图片来源：以色列《国土报》）

值得注意的是，内塔尼亚胡此次大选中牵手的两位极右翼盟友——斯莫特里奇领导的“宗教锡安主义”党和本-吉维尔领导的“犹太力量”党——将携手成为议会第三大力量。包括利库德集团和三个宗教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组成的内塔尼亚胡阵营，预计将获得过半的约65席。这意味着73岁的内塔尼亚胡将时隔16个月回到政治舞台中央，第六次出任总理。

相比之下，在中左翼各党派更加分裂、支持率普遍下降的情况下，拉皮德领衔的反内塔尼亚胡阵营遭遇完败，不复去年成功执政之勇。由于曾经参与了现“八党联合政府”的左翼政党梅雷兹党和阿拉伯人政党“民族民主联盟”（巴拉德党）面临着无法达到得票率3.25%议会竞选门槛的危险，内塔尼亚胡阵营获得了议会的绝对主导优势。

内塔尼亚胡将自己的“王者归来”解释为“国家想走不同的道路”，称出口民调结果是“（选民）信任的重大表达”。出口民调的结果无疑是内塔尼亚胡此言的论据和底气，而经过四年五次大选，“国王毕比（内塔尼亚胡昵称）”有望稳坐总理府，离不开以色列国内政局和地区局势的变化。

上一届八党联合政府的解散，已经证明“反内塔尼亚胡”势力很难凝聚起来，遑论齐心合力领导国家建设与发展。自2009年内塔尼亚胡“二进宫”以来，他连续担任总理12年、四次组阁成功，屹立于族群与宗教教派复杂多元、政党格局高度碎片化的以色列政坛，成为难以撼动的“不倒翁”。去年6月，为了推翻内塔尼亚胡，左、中、右翼不同阵营外加阿拉伯势力暂时联合起来，方才以微弱优势组建了以色列建国74年来代表性最广泛的八党联合政府。

2021年6月组建的以色列八党联合政府。（图片来源：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这八个政党背景迥异、价值观与施政理念可谓天差地别，除了推翻内塔尼亚胡之外便别无共识。它们很快在具体施政法案上出现矛盾，失去了维系自身的凝聚力。今年6月，随着部分右倾党和梅雷兹党议员先后退出执政联盟，关于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这一敏感问题，联合政府的提案确定无法在议会得到通过，时任总理贝内特宣布解散议会，而继任者拉皮德也只能作为看守总理在11月1日的大选之前领导国家。

在此次竞选期间，拉皮德也试图广泛联合各路反内塔尼亚胡政党，吸纳了原联合政府的主要政党：国家团结党、工党、梅雷兹党、“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及代表阿拉伯人的“联合阿拉伯名单”党（俗称拉阿姆党）。然而，在各党派结构性差异难以弥合的情况下，“1+1”小于“2”的问题也更加凸显。

例如，拉皮德领导的“拥有未来”党与左翼的工党和梅雷兹党在选民基础上较为相似，前者扩大选票、增加议席的战略，是以牺牲后二者的选票空间为代价的结果，尤其是梅雷兹党面临30年来第一次议席归零的窘境。来自右翼的甘茨与萨尔将各自领导的蓝白党和新希望党整合为“国家团结党”，但目标指向的是拉皮德的基本盘和阵营领导地位，结果得票率甚至还不如对手阵营整合成功的宗教锡安主义势力。

至于阿拉伯裔势力，作为世俗锡安主义者的拉皮德更是无力参与解决其内部分裂问题。尽管他本人在选后第一时间还呼吁静待最终的官方计票结果，但这一次拉皮德领导的不过是一个更加碎片化的削弱版“八党联盟”，自然难以复制去年倒内塔尼亚胡的成功。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塔尼亚胡充分发挥了其合纵连横、组建联盟的天赋。在利库德集团内部，通过今年8月的党内初选，内塔尼亚胡再度证明了自己党内第一号人物的地位，党内忠于他的莱文、科恩等人成为赢家，而试图挑战他的艾德斯坦等人排名大幅下降，呈现边缘化的趋势。

在此基础上，内塔尼亚胡加强了与极右翼政党的同盟关系。除了过去两年坚定支持他的沙斯党（预计获得11席），宗教锡安主义党与联合妥拉犹太教联盟尽管宗教价值观并不相同，也实现了联合，尤其是前者曝光率显著提高、议席预计成倍增长。

如此成就离不开内塔尼亚胡的整合能力。据拉皮德在选前多次言之凿凿，内塔尼亚胡等人已经安排了胜选后的权力分配，由斯莫特里奇任国防部长、本-吉维尔任公共安全部长，形成一个“终结民主”的三人组。如果拉皮德所言属实，那意味着内塔尼亚胡将无视阿联酋外交大臣阿卜杜拉·本·扎耶德和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的警告，同意组建极右翼色彩浓厚的新政府。这自然成为其阵营整合成功的关键。

本-吉维尔（左）、内塔尼亚胡（中）、斯莫特里奇。（图片来源：Flash90）

就在大选前后，巴以冲突大有升级之势，以色列安全形势成为此次选民抉择的重要关切。

今年以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在加沙地区爆发军事冲突，也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展开搜捕行动。与此同时，以色列军警不时与巴勒斯坦人和本国阿拉伯裔居民发生摩擦，暴力事件甚至伤亡时而发生。内塔尼亚胡阵营再打“安全”与“生存”牌，指责拉皮德阵营对阿拉伯人和伊朗等“敌对势力”过于软弱，迎合了选民的关切，收获了预期效果。

据国际媒体的探访，部分以色列选民在安全局势堪忧的背景下，对于国家四年五次大选、缺乏稳定政府的不确定性心生厌倦，期待早日结束政坛僵局。内外形势变化、民心思稳、各方势力悄然间此消彼长，共同促成了内塔尼亚胡的“王者归来”。

右翼政府呼之欲出，分裂的以色列走向何处？

正如前文所述，梅雷兹党和巴拉德党跨不过进入议会的门槛，便意味着内塔尼亚胡重回总理大位、主导右翼政府几乎成为定局。在此情况下，至少内塔尼亚胡可以凭借公职身份，免于牢狱之灾（目前以色列检察部门起诉他的背信、受贿、欺诈三项罪名仍在开庭举证阶段）。不过要想顺利完成组阁、跳出“大选——组阁（失败）——再度大选”的循环，内塔尼亚胡在组阁问题上尚且不能掉以轻心。

内塔尼亚胡夫妇对选民发表选后讲话。（图片来源：美联社）

尽管按照选前阵营，利库德集团与极右翼势力（包括犹太教正统派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组建政府的成功率最高，且在意识形态方面更具有凝聚力，但具体的现实政治利益分配将是内塔尼亚胡不可回避的难题。

目前，宗教锡安主义党已经公开要求获得国防部长和大流散事务部长等内阁要职，本-吉维尔和斯莫特里奇出任要害部长职位更是他们参与合作的必要条件。然而内塔尼亚胡已经承诺由利库德集团议员担任国防部长和大流散事务部长，如何平衡本党和极右翼友党的利益诉求，是右翼——极右翼联合政府能否组建的关键。

如果无法拉住极右翼势力，内塔尼亚胡唯一的选择便是与反对过他的中间和中右翼势力结盟，但这意味着失信于极右翼政党及其选民的政治风险，更不要说中间和中右翼政党与他都有结构性矛盾和旧怨。

理论上可以结盟的“拥有未来党”与国家团结党，其领导人拉皮德和甘茨都曾“非要把内塔尼亚胡赶下台不可”，并为此在去年成功组建联合政府。甘茨还因为曾与内塔尼亚胡联合组阁、却遭到后者背弃导致损失惨重。反过来，拉皮德和甘茨等激烈的“反内塔尼亚胡”势力在竞选期间十分高调，聚拢了同样反内塔尼亚胡的支持选民，要他们一夜之间改弦更张也非易事。

一旦内塔尼亚胡无法组阁，拉皮德也没有能力拉拢宗教锡安主义或部分利库德集团议员实现“逆风翻盘”，这便意味着以色列只剩下一个选择：解散议会、再次大选。遗憾的是，在内塔尼亚胡喜迎大胜的背后，这种可能性是现实的存在。

即便一切顺利，内塔尼亚胡阵营（右翼+极右翼）如愿组阁，能否顺利施政、完成现有任期，也存在着相当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首先，极右翼势力的加入，意味着内塔尼亚胡的施政面临相当程度的制约。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宗教锡安主义党等大选赢家同意入阁，只是因为其获得了渴望的要职，尤其是本-吉维尔和斯莫特里奇将在决策中具有重要话语权。前者多次鼓吹驱逐“不忠于以色列”的阿拉伯裔以色列公民，还在去年12月因为停车场纠纷用手枪威胁阿拉伯裔安保人员；后者则要发起司法改革计划，试图授权议会否决最高法院的裁决，由司法部长主导法官遴选机制，废除欺诈和背信罪（以色列检方起诉内塔尼亚胡的三项罪名之二）。

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民众称其为“犯罪首相”。（图片来源：Flash90）

由此可见，要想维系这一联合政府的稳定运作，内塔尼亚胡必将在内政外交方面做出更为保守的决策。在已经高度撕裂的以色列社会，任何稍有偏激的政策，都会引发对手阵营和支持民众的强烈反弹，冲击社会稳定，甚至危及国家安全。阿拉伯裔群体，以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已是老问题，斯莫特里奇的改革更是涉嫌让议会和政府插手司法，引发了“摧毁以色列民主制度”的质疑。

更严重的是，一旦内塔尼亚胡阵营顺利组阁，以色列在外交尤其是区域事务中将引发周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更大担忧。

阿联酋外交大臣和美国国会议员在大选前的警告已经表明，本-吉维尔和斯莫特里奇的入阁，及其背后以色列新政府的极右翼色彩，本身就是引发以色列对外关系变化的重要因子。2020年以来，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协调下，以色列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了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大突破，先后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盟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如今，阿联酋外交大臣公开表达立场，把这两名极右翼人物进入以政府视为对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的破坏，其它海湾阿拉伯国家显然也有类似的顾虑。在此情况下，如果包含极右翼势力的新政府人事安排出炉，即便还未推行什么极端政策，恐怕就会使以色列好不容易实现的《亚伯拉罕协议》成果开倒车，以色列所处的周边环境将更加于己不利。

2020年9月，以色列与巴林、阿联酋在美国白宫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图片来源：法新社）

就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美国而言，新政府的极右翼色彩也不利于美以关系的维系。从价值观角度出发，无论是斯莫特里奇“破坏分权制衡”的司法改革，还是本·吉维尔对待阿拉伯裔公民的态度，都是美国无法公开背书的“民主倒退”体现。目前美国国内部分“进步主义”势力已经要求美国减少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给两国关系降温。面对国会和民间的声音，白宫在对以关系上，也不得不更加审慎。

从地区利益出发，尽管以伊朗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共同敌人”是美以关系的基础，但历来对伊朗强硬的内塔尼亚胡，始终试图阻挠回归伊核协议的谈判，显然不为美国所乐见。此外，内塔尼亚胡阵营不遗余力地鼓吹在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持续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否认、剥夺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与以色列阿拉伯裔的合法名分，事实上背弃“两国方案”（让居住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自建立两个不同国家），直接与美国的政策冲突，也必将持续引爆地区动荡。

可以预见的是，一旦“右翼—极右翼”政府成型，以色列将给中东地区带来更多的不安和不确定性，也会为本就面临诸多挑战的全球安全形势“火上浇油”。

内塔尼亚胡组阁成功，意味着以色列内部撕裂、对外更不安宁；组阁失败，则意味着以色列政坛僵局继续，民众只能在无奈中走向四年第六次大选。建国74年来，以色列鲜有安宁，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似乎也不能带来解决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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