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傅正】

2022年12月26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这是党的二十大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首次民主生活会。

对于“民主生活会”这个词，常看时政新闻的朋友可能并不会感到陌生。那么，什么是民主生活会？它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实际上，民主生活会、集体学习等党内民主实践方式是从苏联那里传过来的。为了弥补“大清洗”造成的不利局面，1930年代后期，联共（布）开始强调党内民主的巨大作用，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

1937年2至3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要求进一步贯彻党章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始更广泛地开展起来了”。[1]1939年初，苏共十八大首次把自我批评写进党章。新党章规定：“在各个组织内或在全党内自由而切实地讨论党的政策问题，是每个党员根据党内民主制所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只有在党内民主制的基础上才能够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巩固党的纪律。”[2]

这些改革措施给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巨大的启发。在这期间，中共创造性地发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民主生活会和集体学习的内涵和外延都远远超出了苏联共产党的实践范畴。直到今天，民主生活会和集体学习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它们构成了中共民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讲到这里，我顺带补充一些关于民主的问题。在今天，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理论热点，关于它的诠释层出不穷。在我看来，这个概念并不复杂，全过程民主是相对于西方选举民主而言的。

卢梭有言：英国人选举议会时是主人，选举完了又变回了奴隶。西方选举民主本质上是选票游戏，与它不同，全过程民主强调民主实践不应该停留在人民投票的那一刻，更应该体现在群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今天的全过程民主应该怎么落实？这需要交给更加专业的政治理论家进行讨论。在这里，我以几则日记为例子，谈一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实践。这些民主实践是同集体学习、群众动员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仅是投一票了事，更是对人的改造和对社会关系的改造。

秦基伟的例子

我们知道，电视剧《亮剑》的主线是以团长李云龙和政委赵刚的关系展开的。李云龙需要赵刚来教育自己文化知识和政治理论，赵刚也需要李云龙来教育自己怎么跟基层打成一片。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知识分子需要军人和群众来改造自己，军队和地方干部也需要知识分子来改造自己。

现实的例子比影视剧更加鲜活深刻。比如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秦基伟，他10岁丧母，11岁丧父，12岁唯一的哥哥去世，从小孤苦伶仃，靠砍柴放牛为生。13岁参加革命，15岁加入工农红军。可以说，他只接受过不到一年的小学教育，除了《百家姓》《三字经》以外，没有读过什么正经书。[3]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秦基伟开始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从1938年7月开始，他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一则通过日记巩固自己新学的文化知识，再则通过日记进行工作总结，时刻反省自己有哪里需要改进。

我摘一段他在1939年8月5号的日记。

我们看，字迹还是很稚嫩。秦基伟将军在日记开头写道：

自三八年七月开始做工作日记亦至三九年的七月，在这刚刚的一年过程，自己文化上的进步虽然得到些成绩，但我认为是太慢了，还不能赶上我今天的工作须[需]要，确感觉到对我工作许多的限制，这不仅是对自己工作中表现进步慢而并对整个工作上亦会受到极大的障碍，因为我今天仍然是要继续日常工作日记，他的作用不仅是炼[练]习文字上的进步而是每天对自己思想意志上的检查，并希望诸同志时[常]检查加以批评，其目的是使这个日记的过程能促进向着规律而正确的方向发展。[4]

秦将军没有食言，没有说大话，他的日记非常细致。我们能够在其中看到许许多多对于工作不足之处的总结，很多总结还非常细节。

比方说几天以后，他就写道：

1. ……冀西比晋东南天气要热些，道路同样不如晋省好走，沿途友军甚多，实与晋复杂，民众痛苦更超过晋省，可是一般的在河北民性较比山西强，八路军在冀西威[信]甚好，特别此次打击顽固分子更使民众高信[兴]。 2. 在这十天的行军中，我们部队对民众纪律还不甚好，在某些地方尚未做到全上门板，个别战士打群众的棵[果]子吃。 3. 部队行军力不强，大部表示[现]皮[疲]劳现象，并且非常之散漫，工作责任信[心]差。[5]

直到这时，秦将军还经常写错别字，语句也不怎么通顺。但没几年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42年6月，太行一分区负责人秦基伟联合郭峰等人向上级提交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报告。报告层次分明，总结了多条有用的经验，比如如何采用灵活的斗争方式，如何掌握适度的武装斗争火候，怎样迷惑敌人，怎么组织合法与非法斗争之配合等等。其中专门谈道必须扩大敌伪之间的矛盾、扩大敌伪与群众的矛盾：

这个原则虽不新鲜，但在实际斗争上的运用却是十分重要的。如只打敌人不打伪军，使敌伪矛盾增加，如在丘内打敌伪造谣说某汉奸告密引起敌伪间倾轧，此种情况如能及时掌握扩大之，对我工作之发展与对敌力之削弱将有很大意义。[6]

这不仅是秦基伟等指战员个人的进步，更是八路军整体的进步。

1952年4月15日，也就是上甘岭战役爆发的半年前，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在军党委会上作报告《当前情况与战术指导问题》。

这份报告分为：“第一、对当前情况的估计”“第二、战术指导问题”“第三、树立长期坚守阵地的思想”“第四、工作安排”，这四个部分。

具体内容我就不摘录了，从敌情到地形，最后到我军一线、二线部队的具体工作安排。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这就是在实践中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工作中学习工作的鲜活例子。没有谁生下来就是“天降猛男”，没有谁天生就自带外挂，所有这一切都是要靠不断打怪升级，攒经验攒出来的。从日军到美军，敌人上升了好几个档次，但是我军的进步更大。

为什么在短短几年到十几年时间里，我军发生的变化会这么大？为什么看上去更有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做不到这点？当中的原因有很多，中共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民主生活会和集体学习传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秦基伟将军晚年在回忆录里坦承，他童年时“总是找机会逃学”，“终究激发不起学习的兴趣”。[7]但在1939年8月5号的日记当中，他却感到“自己文化上的进步虽然得到些成绩，但我认为是太慢了，还不能赶上我今天的工作须[需]要”。这样的表述在当年中共干部的工作日记里头随处可见。不仅是秦基伟这样的军队干部把文化学习当作了最迫切的需要，就连知识分子“三八式干部”也是如是。

高鲁、王恩茂的例子

前山西省作协副主席高鲁当时是位左翼青年，是中共的三八干部。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四校合并，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敌后抗日前线。从这时起，高鲁就过上了行军—训练—学习—讨论的日子。

他在1939年10月14日的日记里写道：“因为背粮，今天没听《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是最大的损失。只能看同志们的笔记，也记得很简略，比起听报告来，效果差多了。”[8]尽管高鲁与秦基伟的身份不同，工作不同，但这种学习的紧迫感却非常接近，类似的记录在当时中共军政干部工作日记里头十分常见。

华北联大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以常识来说，学习时间更难保障。但事实恰恰相反，高鲁在华北联大期间的学习和讨论更加紧凑。高鲁在12月5日就说：

这确实是在战斗中学习，停下了就上课，这是中国共产党能成为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主力的原因。点灯时候，大家聊天，谈到我们的缺点方面，我很诚恳地接受，并且还要大改。我相信一个人没有别人来说（缺点），就是存在缺点也发觉不了的。[9]

是什么改变我们眼里的“常识”，创造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奇迹呢？就是集体生活！而集体生活是需要依靠民主生活会和共同学习凝聚起来的。《高鲁日记》记载了许多民主生活会和集体学习会的情况。民主讨论的内容涵盖范围十分广泛，从马列主义原理到文艺工作经验，从抗战前途到国际形势。比如9月6日：“上完军事课，还是讨论过封锁线中必须注意和预防的问题。还开了‘反对自由主义倾向’的讨论会。”[10]

9月9日，则召开了“全连开时事讨论会”。内容是：

欧战前途及其影响有四点：一、战争是有中途制止的可能？二、英法在中途能否妥协？三、波兰是否抗战到底？四、美国态度怎样？ 欧战对中国抗战的影响：1.对中国抗战有些什么有利的条件？2.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利害如何？3.日苏是否可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欧战发生后对各国的反映：1.苏联的态度；2.英法无产阶级怎样？3.德波无产阶级内部起什么变化？这些问题讨论得十分热烈。 晚点名时，队长讲了每个人对缺点错误的态度，应该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着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免[勉]，真要做到这几条，是极不容易的事。[11]

中共能有这样强大的组织性和执行力，法宝恰恰是民主实践。只有民主实践才能带来这种浓厚的集体氛围，使人们感到“几天不学习，就要落后了”。

在中共的民主实践传统中，集体学习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总是联系在一起。高鲁这则日记就充分反映了这点。在日常工作和战斗中，党组织的民主实践又不可能不扩展为群众的民主实践。

1940年初，高鲁被分配到了一二〇师战斗剧社工作。他在1940年4月13日的日记里，记载了山西省岢岚县二区的基层民主生活会：

在对内工作方面，区长建立了一套制度：每晚有政治研讨会、生活检讨会、批评会，使这些会成为规律性的政治教育。主要讨论目前政治形势，为了提高文化水平还加强了识字教育。……许多人学习很努力，拿沙盘每天记3个字。有个儿童每天读报给大家听，教唱歌，还组织大家进行文化娱乐活动，是个小先生。 开讨论会的内容有：民主政治、投降派、新政权等讨论非常活跃。每晚有干部小组会（五人一组），每天检查工作，报告工作，布置工作。一星期两次行政委员会议。举办了妇女训练班。召开了“一二·八”大会，把4个大编制村的老百姓都召集起来，传达事先召开的村闾长联席会议的精神。在这次会上，切实地优待了抗属，救济了贫民和难民，动员老百姓参军。[12]

请大家注意，区长李光清还是位女同志。我为什么说，把救亡与启蒙割裂开来，说“救亡压倒启蒙”，这违背了基本历史事实？妇女当区长、民主生活会开到最基层、普通群众拿沙盘学写字，还有比这更大的启蒙吗？如果这都不算启蒙运动，难不成几个文人在几本报刊杂志上弄点新文艺，自嗨一下，反而算是启蒙了？

《高鲁日记》绝不是孤例。类似的学习日记、工作日记在中共的中基层军政干部当中非常多见。不同于某些大人物的日记经过刻意修饰，中共中基层干部的日记都比较原汁原味，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尽管这些日记详略程度各有不同，但它们记录的工作学习节奏都是类似的。

前三五九旅政委王恩茂的日记，同样记录了他日常学习和讨论的状况：

1937年7月9日 看《中国近代史》第一章——“鸦片战争”，作了笔记…… 听课：“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第一章…… 7月10日 看书：《中国近代史》第二章——“英法联军之役与中俄交涉”，尚未作笔记。 …… 7月12日 看书，继续看《中国近代史》第三章——“太平天国革命”…… 7月15日 看《中共简史》。 …… 7月17日 …… 看《中国近代史》第三章之第二节：“反革命势力的崛起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 7月18日 …… 准备编印战士教材，故没有看《中国近代史》，而看《中日实力对比》一书，看了三个段落。 …… 7月19日 继续看完《中日实力对比》的书。 ……[13]

除了理论学习以外，王恩茂每天还要阅读报纸或党的政策文件，了解和学习时事政策。再比方说，他在1939年1月9日的日记里写道：

到一队讲课，讲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生，讲了两个半钟头。甲组干部的讨论会今日建立起来了，讨论的问题是：（1）共产党是如何产生的？特别说到中共的产生。（2）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3）第二国际的错误和缺点。（4）社会民主党的名称为什么是不科学的？（5）共产党的发展，特别是中共的发展。（6）中国党的特点。[14]

从这些记载我们就能看出当时中共党员干部的基本生活状态，他们基本上是沉浸在集体氛围当中的。开讨论会的时候或者作批评与自我批判的时候，你要是在理论、形势政策或者工作经验总结上说不出个“一二三”，这是很丢人的事情。这体现了集体对于个人的约束。

反过来说，你要是在理论、形势政策或者工作经验总结上很有见地，被当作先进典型来推广。这是多光荣多自豪的一件事情！这又体现了个人在集体当中的升华。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些日记里头常常会表现出某种压力，感觉自己几天不学习，几天不作自我反省，就要落后了。

在这个过程中，先进的经验很快得到分享，错误教训很快得到批评，集体凝聚力一下子就上来了。集体的氛围很紧张，但很充实。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你每天在对着电脑屏幕的原子化生活状态下，是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经常处在热烈的集体生活当中，又会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今天青年人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越来越多，或者各种地下教会越来越多，某种程度上不正是基层组织涣散的结果吗？

结语

毫不夸张地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成熟的组织民主生活会和集体学习会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都完成了对自身的改造。它为中共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以此为基础，中共才能在后来迅速打赢解放战争。

“无论怎么讲，会战兵力是八十万对六十万，优势在我。”从账面上看，淮海战役双方兵力对比是八十万对六十万，确实“优势在我”。但实际上，中共还有500万支前民工！到底谁优谁劣？

这几百万民工不是派个工作队下乡喊几嗓子“我们是正义的，国民党是邪恶的”、“我们是为了穷人打天下，国民党是压迫穷人的”，就能喊出来的。中共基层党组织建立到每个村庄，不留一点空白，每个村子都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装委员会、妇女救国会，还有儿童团！

这点点滴滴的民主实践和基层组织汇集到一起，就是一片汪洋大海，它的洪流可以冲破一切网罗。

参考资料：

[1]波诺马辽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60年，第540页。

[2]《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章》（1939年2月），《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第79页。

[3]参见秦基伟：《秦基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4]秦基伟：《本色：秦基伟战争日记》上册，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3页。

[5]秦基伟：《本色：秦基伟战争日记》上册，第15页。

[6]《一年来对敌斗争的三个具体经验的初步整理》，《永远的怀念：郭峰工作文集》上册，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8页。该报告由郭峰执笔，署名秦基伟、高扬、胡震、郭峰。转引自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35页。

[7]秦基伟：《秦基伟回忆录》，第2—3页。

[8]《高鲁日记》，理京、理红整理，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9]《高鲁日记》，第54页。

[10]《高鲁日记》，第28页。

[11]《高鲁日记》，第29页。

[12]《高鲁日记》，第94—95页。

[13]王恩茂：《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9页。

[14]王恩茂：《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册，第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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