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0月30日至11月2日，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率团访问中国，成为中共二十大结束后首位访华的外国领导人。另据越南官方媒体披露，这次访华代表团规格高、阵容大。 中越两党这波互动具有哪些特殊意义？在治国理政上，双方又有哪些经验值得交流借鉴？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利平同观察者网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观察者网：2017年，中共十九大结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访就选择了越南；而今年，阮富仲是中共二十大结束后首位访华的外国领导人。这一互动透露了什么信息？

许利平：这反映了中国和越南两党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所谓特殊性，主要指中越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共产党执政。而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中方始终将中越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方向，而越南也把发展中越关系视为越南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和战略选择。

另外，中越传统友谊深厚，阮富仲的这次访问可以说是继承传统友谊的一种表示，也反映了中越间“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精神”。

再就是释放出一些信号，说明中越在党建、治国理政等方面还有非常多的可以进一步深入交流与合作的空间。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一行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图/越通社）

观察者网：阮富仲本次访华之行为期四天，您估计双方的交流议题可能有哪些？

许利平：从行程安排来看，我觉得这次来访，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可能是进行政治上的或者说战略上的沟通。

中越两国国情和发展道路相似，所以双方有可能在事关未来发展的一些大方向问题上进行交流。此外，中共二十大也取得了一些理论创新，中共应会向越共介绍这些创新成果，比如提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政治保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中越两党在这点上可能会进行深入的交流。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党建理论方面，阮富仲自己就是一位非常专业、权威的资深专家。

另外，因为越南访问团还会和中国行政部门的领导见面，所以不排除双方会就疫情防控、供应链稳定等问题进行讨论的可能。

中越间的贸易发展近年来突飞猛进，自2016年以来越南成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如今中国也是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据中国海关统计，双方去年贸易总额突破230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9.7%。也就是说，现在越南的外贸发展与中国密不可分，而且越南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中间产品，因此中越两国在供应链融合方面关系紧密，同时仍有很大的合作发展空间。

而在疫情防控方面，因为现在越南和其他东盟国家一样基本上完全开放了，所以我估计双方在这方面也会进行沟通，以促进中越间货物和人员的流动。

资料图：VnEconomy

观察者网：看到您在接受越南媒体采访时提到，“中越两党已经建立起理论研讨、干部培训、地方党委合作等合作交流机制”，这些党际交流与合作能否再拓展介绍下？

许利平：理论研讨会是中越党际交流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安排，至今已成功举办16届，可以说还是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的。毕竟中越两国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越南是革新开放——双方都面临一些共同的挑战，而中国的改开已经历40多年，因此还是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跟越南分享的。

如在党建理论上，中国的“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越南要想在一些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让马克思主义在越南能更好地扎根，就可以多和中共进行这方面的交流。在如何体现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等方面，双方的交流也蛮多的。每年双方都会有党建理论专家出席研讨会，专门就这些方面进行沟通。

在干部培训方面，越南的很多干部会来中国的中央党校和一些地方党校参加干部培训，最主要还是学习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干部培训涉及各个层级，现在受疫情影响，很多线下培训改为线上交流。

至于地方党委合作，比如和越南有陆地接壤的广西、云南，这两地的地方党委会和越南的地方党委就如何搞党建、提高执政能力等议题进行合作交流，而这些合作还是蛮有成效的。

可以说，中越间的政党合作机制是非常系统、非常完备的，对于提高各自执政能力、更好地培养更多的干部队伍等方面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的。

观察者网：早在1994年，越共就明确提出越共和越南国家面临“四大危机”，即：经济发展滞后、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和平演变”和贪污腐败。其中，腐败问题尤为严重。在2012年，越南的反腐工作由原本的政府指导直接改由中央政治局统一管理，阮富仲亲自担任主任，他后来的那句反腐名言“熔炉烧旺了，湿柴火扔进去也得燃烧”广为流传。

回顾过往十年，就一些新闻报道来看，越南的反腐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比如越共在今年6月底总结十年反腐成绩时给出一些数据——期间各级党委和检查委员会对2700个党组织、近16.8万名党员进行了纪律处分，其中7390人因贪污腐败被查；从中央层面来看，170名高级干部被处置。不过，也有关注越南的学者说这反腐其实很“温和”。您如何看待越南的反腐成绩及相关进展？当下，越南的反腐进入深水区，面临哪些挑战？

许利平：我个人认为，反腐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有密切联系。越南实行革新开放，一方面要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其中某些方面会存在比较诱人的利益输送，给反腐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这是客观存在的问题，越共和越南社会甚至将腐败视为越南的一个“国难”，越共如果不能成功度过腐败这一关，很可能会随之迎来生存难题。所以，反腐对越共而言，是一项极具挑战性但必须要推进的任务。

实际上，越南的反腐还是有一些经验、成果的，比如提出“无禁区、无例外、无特权”原则，反腐领域不局限于政府部门，也在军队中进行，限制军队商业活动、努力解决了多起有违土地管理和使用法律法规的严重腐败案件等等。

2018年1月8日，河内市法院开庭审理丁罗升、郑春青等石油系统贪腐案。这是越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丁罗升受审画面。（图/越媒）

为更好地防范贪腐，现在越南注重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反腐教育，同时在制度安排上实行干部轮岗与定期考核制度——为避免官员在一个地方任职时间过长，成为土皇帝或形成“小圈子”，越南专门颁布了干部轮换的法令，并对具体22类腐败高发领域的相关部门作出了2-3年必须进行岗位轮换的规定。

越南还改革了公职人员的薪酬制度。有观点认为越南的腐败问题与公务员的收入过低有关系。我们在越南调研发现，越南很多人都有3、4份工作，因为现有的工资不足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越南政府当然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很早之前就提出每三年就给公务员调一次薪酬，争取在2030年公职人员的最低工资相当于或高于企业部门最高地区的最低工资。此外，越南也实行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并向全社会公布，提高了公职人员财政透明度。

当然，越南还有一些做法走得比较前列，比如构建与完善党内质询问责制度。这一制度主要是借鉴了国外的一些质询制度，越共九届五中全会就开始实行，每年召开国会的时候都会用一定的时间对党委进行质询，质询的对象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某个集体，范围非常广。

此外，越南还发动了社会反腐，除了借媒体监督来曝光一些腐败现象之外，还推出重奖反腐举报有功人员的制度。具体说来，就是根据举报人提供的信息追回当月最低工资标准600倍以上赃款时，可将赃款的10%作为奖励颁给举报人，但最高不得超过最低工资标准的3000倍。同时可以根据举报人在反腐行动中的具体表现，授予其由国家主席颁发的勇敢奖章、总理或由其他政府部门颁发的奖状，以及分别是当月最低工资标准的60倍、40倍或20倍的奖金。

总而言之，我个人认为因为越南现在正处于发展阶段，所以腐败现象具有多发、易发且覆盖面广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越南反腐力度较大，但效果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这轰轰烈烈的反腐目前主要针对大案要案，并不针对越南社会上常被吐槽的“小费文化”。

观察者网：越共一直强调“改革而不改色，融入而不融化”的方针，尤其是现在随着越南跟国际供应链的嵌入程度越来越高，要做到这一点的难度也是越来越大。您能否总结一下除了反腐，他们还有哪些招来保持住自己的定性？

许利平：在思想上加强对高级领导干部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此外，严惩也能够起到一些立竿见影的作用。再就是刚说到的提高公职人员和党的干部的待遇，从整体上控制腐败的蔓延。

观察者网：众所周知，中越关系也一直面临挑战，两者之间有南海问题等争端未解，而国际上欧美也不断试图从各个层面挑拨离间。为巩固两党两国间的关系，中越还能做些什么？或者说，在哪些事上，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许利平：我觉得党际交流在中越两党两国关系中起到了领航定向的作用，从这意义来看，中越两党间的党际交流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中越两国之间还存在一些海上争端和历史问题，后者当下影响较小，前者往往为域外势力干扰中越关系提供了机会。就历史经验来看，当分歧显化时，中越两党领导人往往能够通过互访、电话或视频对话等方式，从全局性和战略性角度出发管控和解决分歧，并达成一系列的共识，这些共识为中越关系发展举旗定向。

某种程度上，中越两党领导人这种频繁的定期互动，既有利于中越双方的国家发展，也为地区的和平稳定注入了更多动力。也正因为中越关系发展的大方向是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所以外界势力无论在其中如何搅局、抹黑，也都难以实现其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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