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海雯娜】

2022年11月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将率商业代表团访华，这使他成为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位访华的七国集团领导人。数周来，这次访华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这次访华发生在德国被俄乌战争折磨得筋疲力尽之时。这次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因为它标志着自2021年德国大选以来，德国对华政策可能要发生巨大的回转。

朔尔茨访华背景

2021年12月8日的德国大选结束了默克尔长达16年的德国总理生涯。她最后一届由联盟党(CDU/CSU)和社民党(SPD)组成的政府，被以朔尔茨(Olaf Scholz)为首的SPD、绿党和自民党(FDP)联合政府所取代。

为了让读者更加清楚这次访问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发生的，我认为非常有必要详细讲解一下德国2021年大选结束之后，德国政治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如果使用一句话来概括本届政府的特点，那就是亲美的跨大西洋主义者的势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增强，为两德统一以来所不曾见。

目前，所有议会党团内部均存在亲美势力的增强。在本届议会中，联盟党、绿党和自民党均在其竞选纲要中表达了一定程度上巩固美欧同盟的主张。其中，联盟党主张利用消极的方式跟从美国在亚太遏制中国的行动，自民党虽然在国际关系政策上着墨不多却十分清晰地表明遵从美国对华方针的意愿，绿党的主张除了同自民党一样遵从美国的价值观同盟外，其措辞的选择上尤其激进并且充满了冒犯性，涉华部分的描述篇幅相对于其他党团而言也是最多的。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试图重塑德国对华关系的强烈渴望。

德国政府开会商讨内政外交政策 致力于解决执政联盟内部分歧。图源：视觉中国

对德国议会的议员们的背景逐个调查，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议员们越是拥有一个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教育背景，越有可能在政治事务上倾向于激进和强硬。而年轻议员们拥有上述教育背景的概率远大于年长议员。

年轻的一代德国政治人物更容易受到美国90年代后期所掀起的政治人文教育的影响和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拉拢。而是否具有这些亲美智库的培训和教育经历、是否具有同美国高校和政治圈的社交关系，能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年轻党员能否在政党内部脱颖而出。

这类以“自由民主”政治科班教育出身的年轻一代政治活动家，普遍具有较强的理论水平、坚定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良好的民众亲和力，但缺乏老一辈德国政治人物的谨慎作风、长期具体的工商业从业背景以及对冷战对抗的清晰记忆。

因此在行事风格上，年轻政治人物较为自我和鼓吹对抗，受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较深，相对而言缺乏务实和现实主义分析精神。亲美势力在各党团内的扩张在俄乌战争后更为显著，沉重地打击了欧盟和德国内部力图保持大国平衡和欧盟独立自主的群体。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德国所有的党派均采取拉拢政策，因此在所有党派内均存在一股相当强劲的亲美势力。目前美国对德国绿党和自民党的影响是最为成功的。

在德国政治评论者眼中，绿党和自民党唯美国马首是瞻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因此，本届政府中的主导政党社民党，也就是朔尔茨总理所在的政党，是唯一一个在选举阶段没有把应对中国设为选举纲要的政党。本届政府未来的几年任期内，中德关系是否能稳定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民党和德国总理能否在德国政治事务中拿到主导权，以及社民党内部对华务实理性的群体能否在党内维持住主流。

朔尔茨个人经历

正因为朔尔茨是德国社民党主席，外界自然会好奇他个人对中德关系的未来抱持何种看法。

朔尔茨年轻时是社民党青年组织“尤索斯（Jungsozialisten，中文意为青年社会主义者）”的一员，该组织主张同情苏联和东德，并促进彼此的相互了解。那时的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憎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因此，他积极帮助工人阶级，批评“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组织——北约”。他的政敌经常利用他过去的这段历史来攻击他支持共产主义和独裁者。

我不知道是因为他的信仰发生了改变还是因为他屈服于压力，他在过去十年变得更加务实，开始对美国和北约展现出友好的态度。去年选举期间，他声称如果左翼党继续反对北约，他将拒绝与左翼党合作组建新政府。朔尔茨承认，他视美国为“欧洲最亲密和最重要的伙伴”。

然而，我仍然倾向于认为他还不是一个“跨大西洋派”政治家。在我看来，他与德国绿党的贝尔伯克和哈贝克不同，他并不主动接近美国。例如，他曾强烈反对美国制裁北溪2号项目，声称：“这种制裁是对德国和欧洲内政及主权的严重干涉。”

考虑到他与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保持亲密友谊，曾在默克尔政府担任副总理一职，并与中国高级官员打过交道，他很可能仍将中国视为德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并试图保持这种伙伴关系。

社交媒体上有评论说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因为他的外交立场总是摇摆不定。我觉得做出这样的判断为时过早。

在德国，一个政治家通常有三重身份：官员、党员和个人。有时候，这三重身份会使人分裂。例如，作为党员，你可以反对北约，但作为国家领导人，你却不能这样做，因为德国是北约的成员国，德国的安全与北约联系在一起。因此，这种行为分裂恰恰体现出了政治家的职业精神。

作为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将自己的党派价值观和个人理念完全置于国家公务员服务于德国利益的要求之上，她三个身份的立场确实相当一致，但她的外交工作却非常糟糕。

作为政府领导人，朔尔茨承受着巨大压力，因此他很难完全保持务实的姿态。德国新政府中有两个深受大西洋主义价值观的灌输和毒害的政党，对中德友好不抱多少兴趣。

当朔尔茨支持汉堡港和中国中远公司达成交易时，他遭到了7名部长（政府中一半数量的部长）的质疑和挑战，其中几位部长甚至是他的党内同志。德国联盟党（默克尔所在政党）等反对党的批评之声则更强烈。德国媒体质疑他背叛德国利益。这就是他的真实处境，他确实需要很大勇气才能继续与中国接触。

现在，德国政坛有一股恶劣的风气——政客们竞相展现自己抗衡中国的勇气来比谁“最勇敢”。这种风气的形成源于中美关系出现了重置和德国主流媒体的推波助澜。对中国来说，朔尔茨可能是中国当下唯一还能与之打交道的德国执政政治家。

因此，我个人建议中方与他达成一些富有成果的协定，这样就可以鼓励德国政界的对华务实派。但考虑到德国政府内部另一种情绪已占主流，许多人希望破坏他与中国达成的协议，正如《欧盟-中国投资协议》所面临的困境那样，所以中德接下来达成的新合作议程在落实上的风险不容低估。

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公众对社民党和朔尔茨的支持急剧下降。有趣的是，所有民调都显示，绿党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在德国决策层中，“跨大西洋”派政治家仍会拥有极大的影响力，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力。

最终，维护友好国际关系的不是依靠单独的个人或条约，而是两国领导层和普通民众都能保持高度的相互理解和沟通意愿。而这正是中德关系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观察者网和文章作者感谢旅德华人朋友对文章撰写所提供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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