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一

今年的G20巴厘岛峰会备受瞩目，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中美元首会晤及其政策动向。

中国刚刚完成二十大全部议程，中国的民族复兴与全球治理进程进入了新阶段，也是冲刺攻关的最艰难阶段。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是中国一切文明基础要素和现代化发展要素的整合体系。这里不再是“中国特色”的节制性话语，而是“中国式”的完备性话语，对现代化的理解与追求，中国日益站到了与西方平齐的历史方位上，华山论剑，一较短长。

但对于习惯了西方式现代化及其霸权红利的西方体系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前景似乎并非可以轻易接受的事实，而是要竭力阻止的对象。阻止甚至阻断中国的民族复兴进程，被西方冷战鹰派理解为西方霸权保卫战的最关键一战。在美国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俄罗斯只是地缘麻烦制造者，而中国才是世界体系与制度的对称挑战者。

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元首再次会晤的世界政治意义无论如何评估都不为过，但如果认为一次会晤就能够解决中美关系斗争升级的结构性难题，则难免陷入政治幼稚病和历史机会主义的泥潭。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图/新华社）

比较而言，G7不再能够代表全球经济体实质分量与规则制定权，G7的很多峰会、声明或决议开始变得作秀过多和情绪宣泄而丧失全球治理的实质性意义，他们的任何决定若得不到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支持就等同于内部自律文件，自娱自乐而已。G20是一个扩容后的更具代表性与全球治理能力的平台，是真正接近多边主义机制和功能的大外交框架。

作为霸主，美国习惯于给中国划线，习惯于从实力地位出发的支配性政治，但此次巴厘岛元首会晤，中国是给美国划线的。同为划线，美国划的是霸权利益线，中国划的是主权利益线，美国要得到的是超额和非分的利益，中国要取回的是平等和应等的利益，二者的正义性与道德内涵差异极大。

这表明，中美关系已然发生互动规则的关键性变化，美国霸权在中美关系范畴加速失效。划线能力反映的不仅仅是主权实力，还包括全球治理能力。

二

台湾问题是中美地缘政治与世界体系冲突的第一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是习近平主席在会晤拜登时的超重磅定调与划线，也是“平视外交”与新型大国关系外交的规范性进展，表明：

其一，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战略护栏直接相关，在台湾问题上突破底线就是挑战和破坏中美战略护栏，就是要导致中美关系大倒退；

其二，台湾问题是中国自我界定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必须以举国之力加以维护的根本底线，其他利益是需要为此而让步的；

其三，台湾问题是“政治基础中的基础”，破坏这一基础要素是需要付出严重代价的。

这一划线外交近年来成为中美关系互动的新范式，有助于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对美互动与斗争中的清晰化，而清晰化的意愿和能力反映了中国所理解和追求的中美关系甚至国际关系的价值基础与正确框架。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也是中美地缘政治甚至远东国际法秩序复杂冲突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台湾问题存在“大两岸”（中美）和“小两岸”（大陆和台湾）的基本互动结构。中国和美国均在涉台问题上发展出了一种基于自身利益的差异化策略与底线叙事。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美国版本的，其逻辑支架为：

其一，以所谓《台湾关系法》作为美国涉台政策基本法，整合美国国内差异利益和立场，并为干预台湾事务留下开阔空间；

其二，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作为中美建交基础，维护中美关系基本盘及美国在华政治经济利益；

其三，以对台六项保证维持对台湾的所谓政治承诺和安全保障义务。

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服从于中美关系波动的大周期与关键时间节点，总体呈现出逐步下行和日益空心化的趋势，引发中美涉台越来越激烈的地缘政治斗争和法律斗争。

中国在国际法、宪法层面牢固确立了“一个中国”原则及两岸统一目标，中共二十大对此予以明确，并以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作为实现两岸完全统一的总括性框架。

国际法上，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对这一国际法底线的挑战与破坏，并在双边及多边范畴不断巩固“一个中国”的国际法理共识与话语权。在宪法上，中国宪法规定了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义务（序言）及设定了特别行政区条款（第31条），并在《反分裂国家法》中规定了和平方式和非和平方式的国家统一双轨制。

总体方略是新时代对台工作总框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和平方式，是这一框架内的优选方案，但不是唯一方案，而非和平方式是底线方案，同样是总体方略包含及支持的理性选项。在与拜登的会谈上，习近平主席的划底线，其基本逻辑来源于上述非和平方式条款，即一旦出现底线被突破的情形，中国将采取一切措施维护“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加速突破并结构性完成两岸完全统一。《反分裂国家法》第8、9条就是为此前途和路径而专设的条款，从主权法理和法律依据上支持中国采取维护主权利益底线的一切合法行动。

三

除了划定底线，习近平主席在元首会晤中还提出了中美涉台互动的具体规则和要素：

其一，台湾问题的内政属性和主权属性，即台湾问题原则上是中国内部问题，中国有权以自己的独立方式解决，外部势力包括美国无权干预，这是从主权法理层面进行的应然论证，是对一切外部干预法理及行为的规范性否定，而主权问题不容谈判、不容质疑是中国解决港澳台问题的共同立场；

其二，中国人民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正当权利主体，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正当政治代表，党领导人民完成国家统一是正当的民族权利行使，任何分裂势力都是在与中国的民族大义为敌，是中国宪法秩序的公敌；

其三，“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不相容，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与麻烦制造者，中美在历史上曾共同约束过“台独”势力，但美国逐步出现对“台独”势力的纵容，导致现状被“台独”势力改变，冲突强度升高，变相导致中美涉台对抗的激化，这是在呼吁美国继续承担约束“台独”的责任，并为中国采取惩罚和制裁“台独”的一切法律行动提供合法性；

其四，美方“一个中国”政策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立场应予以再保证，需要落实政治诚信，需要知行合一，不能双重标准，出尔反尔。

这些具体规则和要素的澄清甚至对美方执行责任的谴责和要求，表明中国对美国在“一个中国”立场上严重后退及无效承诺行为的严正关切和督促取向。中国呼吁美国在涉台问题上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是对美国国家人格的研判、质疑和期待。

对习近平主席的关切和要求，拜登总统进行了至少是措辞和外交逻辑上的积极回应与肯定。拜登的回应要点包括：

其一，美国尊重中国体制和中国道路，不寻求以“新冷战”方式颠覆中国，这至少是表面上释放了与中国的缓和信号，也是对二十大报告有关立场和路线的积极理解；

其二，美国盟友体系与集团政治不针对中国，即不搞拉帮结派遏制中国；

其三，在涉台问题上表明“三不”立场，即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与中国冲突；

其四，在双边关系与世界体系中不寻求与中国“脱钩”及经济制裁。

拜登的这些要点足够“口惠”，但很难做到“实至”。美国现行国家安全战略及对华（包括涉台）一系列长臂管辖的立法和执法行为，并不支持拜登的上述立场。

拜登多次强调要与中国建立战略护栏以避免对抗极端化，要与中国展开基于规则的激烈竞争。拜登政府回避使用美国冷战鹰派的赤裸裸挑战性话语，但实际行动却与冷战鹰派相差无几。这表明：

一方面，拜登政府陷入国内党争、选举压力及反华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在外交政策上并非占据绝对主导权，造成诸多的无效承诺和无法执行的困境；

另一方面，拜登路线根植的民主党全球主义从价值基础和制度逻辑上均支持对中国的“新冷战”围堵，导致策略性承诺无法转化为内在逻辑融贯的双边及多边互动实践。

所谓“战略护栏”，恐怕难以转化为现实机制和约束力框架。美国对华缓和，并非对华友好，而是深陷乌克兰战争泥潭及全球治理困境、国内多重矛盾而实力持续下降，对华合作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扩展，不得不相应变策。

四

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结果导致民主党失去众议院控制权（新任议长麦卡锡可能再次窜台并进一步激化中美涉台冲突），美国2023年将进入有关总统大选的激烈竞争期，乌克兰战争持久化带来北约体系内部裂痕和怨恨并损害美国领导力，佩洛西窜台实质带来了中国大陆对台控制权的结构性突破，中国关键技术领域突破与二十大政治路线的坚韧化导致美国改变中国体制与道路的基本战略完全失败，美国在双边与多边层面均对中国角色和力量产生合作需求——这些正在呈现的变化与变量影响，从更宏观的中美关系大局和世界体系演变范畴证明了中美互动法则正朝向修正霸权规则、创新平等规则及塑造全球治理新秩序方向发生确定性变革。

巴厘岛会晤，中国更加自信及富有正义感，美国更加孤立及进一步认清实力演变和发展趋势。拜登政府内部存在理性务实力量，但也承受着冷战鹰派的强大施压和制衡。上述带有战略缓和取向与修复战略护栏机制的积极信号，是否真的能够建立中美关系的韧性战略护栏，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前景。

拜登政府履新以来，两国元首有过多次类似会晤和立场交换，但实际执行效果大打折扣。此次会晤，到底是中美关系结构性缓和与和解的转折点，还是又一次象征性大于实质性的例行外交互动，我们还需要审慎观察。

在两国元首会晤中，习近平主席特别提出了美国政治诚信与执行力的问题，不是偶然。但在中美关系大气候、美国霸权习惯以及世界体系冲突情形下，要美国做负责任大国及真正基于平等多元外交立场管控涉台风险危机，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对中国而言，两岸完全统一不能单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更不可能寄希望于美国人民，而必须寄希望于两岸中国人整体，如习近平主席所言，“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亮明底线，就是开展正义斗争的信号，而底线与信号清晰，就是管控极端风险与危机的理性选择。

现在的选择压力传递给了美国一边，它到底是负责任地相向而行，还是一味追求冷战遏制路线，甚至极端冒险地推进台湾的“乌克兰化”，都还是无法看清的前景，也是中美关系未来结构性风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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