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国家、民族乃至每个中国人的命运都因此而发生了未曾想象到的剧烈变化，曾经按部就班地推行了4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此时也发生了突变。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爆发。

一批批曾经高喊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口号的下乡知青们， 揣着几年以来积压在心底的不满情绪，似一股股回头之浪，趁着“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时机，朝着动荡不安的城市倾泻而来，返城的风潮骤然兴起。

“返城”缘于红卫兵大串联。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开展“文化大革命” 的纲领性文件，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在北大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的大字报，攻击北大党委。引起了临近北大学校的学生的响应。29日夜晚，清华附中十几名学生在圆明园旧址集会，提出现在应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并秘密组织了红卫兵组织，意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五一六通知》的下发，使成千上万出生在新中国、成长在红旗下的中学生，滋生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绝对遵从，对毛泽东的指示誓死桿卫的狂热心理。

在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 的批判与讨论中，清华大学附中高年级的一些同学与校方领导发生争执，1966年5月29日晚上，清华附中的学生卜大华、王明、骆小海、张小兵、陶正等，悄悄集会在圆明园废墟上，他们仿效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那样组织起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在讨论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 有人建议叫“火车头”，但大多数人赞同用“红卫兵”，意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在名称确定下来后，他们起草并宣读了《红卫兵誓言》：“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声势浩大的红卫兵组织的创始人，竟是这群年龄在十三岁至十九岁的中学生。 1966年5月29日，便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红卫兵的“诞生日”。

接着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冶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学校的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秘密组织。

6月1日，毛泽东批准广播北大聂元梓等人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全国上下为之震动。于是，一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造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红卫兵组织在京城各校园里蔓延开来，直至全国。

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出现，是非常高兴和满意的。“文革” 一开始他就说过：“我历来主张，凡是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 他认为：“我们虽然搞了农村斗争、工厂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发动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所以，要来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也深感“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不是那么很顺利，阻力不小。于是他决定利用红卫兵的出现来扫除“文革”的障碍。8月18日，重新排定座次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登上天安门城楼，首次检阅了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的百万红卫兵。接着又在同年的9、10月间先后7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全国1100万红卫兵，把红卫兵运动推向顶峰。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规定：凡革命师生 来京，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都由国家财政开支。这就使得红卫兵的大串联得到了合法的地位以及必要的经济担保。

狂热的青年学生们在中央领导人的保护和认可下，他们身穿绿色军装，臂带红色袖章，手捧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高唱“造反有理”的革命歌曲，“由学校走上街头，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不知疲倦地四处串联，“荡涤着旧社会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扫着几千年来堆积起来的垃圾赃物”， 播撒着红卫兵的“造反”火种。

红卫兵的大串联，冲击着各级党政机关，打乱了正常工作秩序，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也因此很难进行下去。许多的下乡知青在红卫兵的感染下，纷纷丟下手中的锄头，披上红色的造反外衣，融入了疯狂的造反行列。

据当时在中央安置办公室的同志回忆说，过去接待下乡知青上访的人数，每天少则3、5人，多则也不过7、8人，很少有超过10人以上的，这些人主要是要求解决下乡插队中的生活待遇的具体问题。而此时则大不相同了，下乡知青与红卫兵混在一起，大批大批的返回城镇“闹革命”。

当时各地涌向北京的下乡知青就有6、7万人，其中一些人在红卫兵的影响下，成立了各种形式的“造反”组织和“联络站”，鼓动更多的下乡青年回城“造反”。

这些回城造反的知青的心态都不同，很多人是出于对革命的热情，有些人则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因为他们在下乡时饱受当地干部的歧视、迫害，现在是算账的时候了。

1966年8、9月间，从广西等地来京的70多名下乡知青，首先占领中央安置城市知青下乡办公室，宣布他们夺了中央安置办的权。

他们砸开了档案柜，使大量档案流失，公布了处理某些奸污迫害下乡女知青的案例。还相继召开批斗会，对中央安置办的领导人进行批斗。

中央安置办被迫转入“地下”办公，以保持上下的联系。为了接待日益增多的“造反人员”， 安置办不得已把接待站从砖塔胡同迁到万寿路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大院工作。

据这位同志回忆，在上访人员中，更多的人是想把户口迁回城镇，而对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革命路线并无多大兴趣。但在当时对户口实行严格管制的情况下，返城青年的这种要求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红卫兵运动使得全国陷入一片混乱。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不得已发出《关于北京市大中学校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和12月1日又连续发出通知，规定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各地进行串联。1967年3月19日，中央明文规定停止全国大串联。

红卫兵的大串联停止了，那么，返城的下乡知青和其他来京人员也不应该继续串联和逗留城市。1967年，中央和国务院在三个文件中提到了这个问题：

1月11日，在《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中的第三条，就谈到下乡上山的知青返城上访、请愿等等，说：“前几年下放农村已经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立即制止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

2月17日，在《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联、请愿、上访的通知》中规定：凡留在外地进行串联、请愿、上访的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搞好生产。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否则将依法惩办。

10月8日，在《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中又规定了六条处理措施，要求回城的知青返回农村，“革命干部要带头动员子女返回农村”。各单位要把“上山下乡工作当做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认真抓紧抓好。要分工负责地处理好下乡工作的问题”。

中央的三个文件下发以后，一些城市红卫兵组织暂时停止了和返城知青联手造反的活动，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大会，还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各地来京“造反派”和上访人员“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至此，返城风波平息。

返城风波的平息，实际上又孕育着一场最汹涌的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正如《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 1980年）》一书所说：

由于红卫兵的积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激进的政治意义。他似乎不再是将城市“剩余劳动力”无情地向乡村倾泻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革命青年在红色祭坛前奉献赤胆忠诚的极端形式。

……红卫兵运动曾如摧枯拉朽的飓风扫荡全国， 震惊世界。它将一批年轻气盛、富于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推上政治舞台。1967年8月18日，当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带红卫兵袖章，向欣喜若狂的革命小将高呼“我支持你们”时，年轻的红卫兵们天真地认为，自己似乎已成为决定中国前途乃至世界之命运的主宰。

但是，随着10月3日《红旗》第13期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而把群众运动的矛头进一步引向各级领导干部，以干部子弟为中坚的红卫兵运动便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与此同时，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极左派控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结束了对老红卫兵的利用，转而扶持运动初期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造反派”学生，并以他们为核心重新组建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有效控制下的红卫兵组织，即所谓“造反派”红卫兵（即新红卫兵）……1967年9月发轫于北京的上山下乡活动，就是由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率先组织起来的。

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在发动一场“继续革命”的新长征。从1967年10月开始至1968年夏季之间，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还是处于自发的阶段，只不过国家在对待这件事上采取的是支持与鼓励的态度，许多的新闻媒体对此也是给予了大力的宣传。

虽然也有数以十万计的大中小学生上山下乡，但它较之庞大的城镇毕业生总数来讲，仍然是不成规模。真正有组织有步骤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从1966、1967、1968年的“老三届”毕业生开始的。